以色列出动的每一次逮捕，西方的报纸都要发出胜利的欢呼;又一个纳粹头子在南美被捕!以色列的发言人讲话像&ldo;正义之声&rdo;。

同时刊出这万恶不赦的罪人的照片：啊，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皮肤皱得像干橘皮，竟是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眼睛里一片衰老的茫然。

虽说四十年过去了，他们怎能逃得了岁月的审判呢?

指挥大军作战的将军落网了。

幕后作计划的参谋落网了。

俯案写文书、贴布告的秘书落网了。

还有，当年才廿出头的煤气房管理工人‐‐老麦，也落网了。

老麦爱焙蛋糕的老伴紧紧拥抱着老麦的照片，面对新闻记者，哭着说：&ldo;他没罪呀!&rdo;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以文明、成熟自诩的西方列强，很笃定地帮助以色列万里寻仇，连&ldo;始作俑者&rdo;的德国也闷声不响，表示默默地赞同。

猎捕四十年前的纳粹似乎是文明国之间的国际公法，不容置疑。

作为一个与犹太人毫无瓜葛、不怀歉疚的中国人冷眼旁观，却觉得这个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与我所了解的人性有很大的冲突。

我所怀疑的，不仅在于惩罚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究竟有什么意义。

在一般的法律中，三十年前所犯的错误是不必追究的。

三十年的流水光阴中，年幼的长成，年长的凋谢，大概也绰绰足够使受伤的痊愈、作恶的忏悔。

三十年，大概也足够使埋藏罪孽的泥土，抽长出新生的希望。

可是犹太宗教着重&ldo;以眼还眼，以牙还牙&rdo;;四十年的旧恨一如昨日的新仇。

这笔血海深仇，哪管八十岁或者九十岁，只要一口游丝气还在，就是惩罚的对象。

这是一本人生字典，里面独缺&ldo;宽恕&rdo;的辞汇。

我想问的，倒不在于为什么在同一时候遭受极大残害的中国人，不曾像犹太人一样成为捕猎战犯的债主?没有听说过美国或是法国帮助中国人，在东亚的丛林中搜索当年的日本将军、日本参谋、日本秘书。

更没听说过美国将一个已经入籍美国四十年的公民引渡到中国受审，因为他曾经在南京大屠杀的日军营中担任厨师，或者守仓库的管理员。

我想问的，倒也不在于这奇怪的双重标准，不在于人们对这双重标准的视而不见。

最令我不安的，毋宁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哪一个程度?

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

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

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

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

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民众。

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

甚至于即使他分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言人为欺骗者。

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

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ldo;制度&rdo;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