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前面……前面有人打架……&rdo;

&ldo;哪里?哪里?&rdo;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

打架的两个人，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

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ldo;大人来了!&rdo;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

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

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ldo;一个月见两次?&rdo;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ldo;不算多。

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rdo;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

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回道：

&ldo;台湾人才不会这样。

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lso;民族性&rso;。

&rdo;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

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

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ldo;面的&rdo;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

于是每个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

他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