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野火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

一般作者比较小心地守着中国的人生哲学：&ldo;得饶人处且饶人&rdo;、&ldo;退一步海阔天空&rdo;、&ldo;温良恭俭让&rdo;等等，写出来的批评就比较客气缓和，或者点到为止。

谈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说&ldo;三十年来台湾教育突飞猛晋&rdo;。

指责行政错误之前，先要婉转地说，&ldo;三十年来，安和乐利，国泰民安，领导英明？&rdo;。

行文中间不能忘记强调自己爱乡爱人爱民的坚定立场，强调自己虽然批评，却不是恶意攻讦，&ldo;别有用心&rdo;；最后，还要解释&ldo;良药苦口&rdo;，请大家&ldo;包涵包涵&rdo;。

这就是一个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批评，不伤和气，不损自尊，不招怨恨。

《野火集》却很苦很猛，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

习惯甜食的人觉得《野火集》难以下咽；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

赞美&ldo;野火&rdo;的人说它&ldo;过瘾&rdo;‐‐不怕得罪人，&ldo;敢讲话&rdo;。

我没有三头六臂，得罪了人照样要付出代价；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ldo;学而优则仕&rdo;出来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说&ldo;无欲则刚&rdo;

吗？既然没有作官的欲，这个代价或许也无所谓吧！

至于&ldo;敢讲话&rdo;三个字，与其说是对我的赞美，不如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讽刺与指责‐‐在一个自称民主开放的社会里，为什么&ldo;敢讲话&rdo;是一个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有的权利吗？对一个健康人，你拧拧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会起什么激烈的反应。

相反的，一个皮肤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红肿，病菌感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伤口‐‐只要用手指轻轻一触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痉挛。

台湾如果是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什么问题都可以面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人人都可以据理争辩，那么《野火集》再怎么&ldo;勇敢&rdo;也只是众多火炬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瞩目。

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特别多的禁忌‐‐碰不得的敏感肿块，&ldo;野火&rdo;才显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么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学用经费去建伟人铜像，却没有钱修建厕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说，厕所比伟人铜像重要；这是敏感问题吗？政府若失信于民，我说，人民要有勇气兴讼，&ldo;对立&rdo;也是民主的权利。

这个观众&ldo;危险&rdo;吗？如果我们不把台湾真正当家，继续抱着临时落脚的心态，我说，那么环境与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做好，这个说法是禁忌吗？许多人用&ldo;拍案叫好&rdo;这个辞来描述读《野火集》的感觉。

可是我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冒着所谓&ldo;出毛病&rdo;的风险，难道只是为了给读者在吃烧饼油条之余一点情绪上的快感？快感过了之后呢？

鼓掌的人是否会进一步思索比发泄情绪更重要的问题本体：我们这个号称自由开放的社会为什么有一身敏感发红的肿块？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个健康的社会？那些红肿是怎么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带永远不许碰，又是否有医治的可能？不，我写&ldo;野火&rdo;，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群众的&ldo;宠&rdo;盲目而肤浅，我不稀罕。

我所寄望投诉的，是个拒绝受&ldo;哗&rdo;之众，是个有深省与批判能力的众。

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

乌龟的壳是身体上的限制，人的壳，却是他观念上的框框。

乌龟不以背上的负担为苦，人，也往往对自己的受限视若不见。

但人毕竟不是乌龟，他是个能思考的动物，一旦对那个束缚的壳发生怀疑，就有突破创新的智慧与能力。

如果说《野火集》对这个社会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