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现在柏林围墙倒了，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变了？龙：

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们已找到自己的声音。

人们只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学慰藉的时候才会去找寻文学，但这种时候并不多。

以西德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个作品出来，好像一个小水滴掉进大海里，连声都没，更不要说泡沫。

作家创作的主题逐渐走入内宇宙的世界，读者成了社会的少数人。

戴：最后我想请问：作家是否应具有使命感？龙：当然使命感可以成为作家主要创作的泉源。

《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点燃的。

但是我站在文学评论者的立场，并不赞成将使命感做成一个唯一的文学艺术的衡量尺度。

我们让有使命的作家去拥抱人民，让没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拥抱自己，各尽所能，各给所有，各取所需，文学社会自然而然会是一个蓬勃的文学社会。

我相信，一个困苦、压抑的社会对有使命感的作家反而是最好的环境，但是，追根究底，文学有一个最爱，它的名字叫做&ldo;自由&rdo;。

‐‐原载马来西亚《中国报》

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

柏杨三十年前，便有人呼吁：台湾需要严正的文学批评！

而且也曾有人看上了我，要我写一点书评。

我当时就誓死不从，盖中国人的自卑感奇重，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批评，一旦被批评，立刻血海深仇。

而且&ldo;人&rdo;

和&ldo;事&rdo;也分不清楚，明明只批评他的创作，他却连自己也塞了进去。

所以，我虽然也知道文学批评重要，却绝对不肯提笔上阵。

老鼠虽然知道给猫脖子上挂铜铃重要，那可能救大家的命，但谁也不敢去挂。

于是书评的专集虽然出了很多，可是千篇一律全是马屁工。

好容易熬到三十年后，一本严正的文学批评，终于问世，那就是龙应台女士写的《龙应台评小说》。

她是第一位用文学的观点，来检查台湾小说创作的作家，坦率正直，毫无顾忌。

结果，场景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招来好评如风，一方面也招来破口大骂。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她曾指出无名氏先生的小说：&ldo;冗长罗嗦得令人疲倦！

&rdo;&ldo;除了滥情外，一无所有。

只是一个爱情公式加上昏了头的呓语和咖啡屋里的故作深沉。

&rdo;无名氏先生的反击可是森林式的，他发表在他老弟主编的&ldo;展望杂志&rdo;上，为自己盖世名著声嘶力竭地辩护后，还画龙点睛地攻击她性冷感。

然而，文学批评招来的反击，比起社会批评招来的反击，又轻得多。

前者不过想象她性冷感，后者可是想要她的命，龙应台的《野火集》出版后，以《青年日报》，《台湾日报》两家军方报纸为首的毒箭，密如雨下。

王家元先生说了一句&ldo;二居心型&rdo;的磨刀霍霍开场白：&ldo;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批评者是怀着何种心态来从事批评。

&rdo;这就有点不妙，因为杀手的&ldo;自由心证&rdo;就要出笼。

李正寰先生还把台湾当作他被窝里的私产，警告龙应台女士，如果不满意，&ldo;为什么待在这里！

&rdo;又认为杀江南不过小事一桩，他问龙应台女士：&ldo;你可知道美国有多少总统是被人暗杀的？&rdo;龙应台女士当然不知道，因为她好像从没有干过这种勾当。

余怀麟先生却直截了当地指龙应台是&ldo;假洋鬼子&rdo;&ldo;二毛子心理&rdo;，而且断言，如果龙应台到她的&ldo;祖国&rdo;去做&ldo;良民&rdo;：

&ldo;我敢保证，连个屁也不敢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