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希望王孝廉误读了这本书。

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所说的只有十分之一是真的，换成欧洲也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恶兵》这样的书几乎不可能在德国出版；真要出版了，后果就不仅于&ldo;解聘&rdo;而已。

有自尊的犹太人不会容忍这样的民族污辱，有良知的德国人不会漠视这种寡廉鲜耻的心态……为什么中国人就无所谓呢？

一个美国人死了，美国举国震动，并且让大家都记得他的名字，好像他是个极重要的人。

这里头，除了美国权势强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美国人对个人价值的看重吧？！

一个中国人死了，不管他是死在日本恶兵的刺刀下，还是文革恶少的拳头下，还是黑暗的政治监狱里；不管他是被菲律宾海盗劫持的渔民，或是作了三十年俘虏的少年兵‐‐如果中国人自己的心灵不受震动，自己不看重那小小个人的价值，恐怕也没有别人会去看重他吧。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

你说呢？

谁的公园？

在遥远的异国，读到这样一则新闻：

台南纺织公司董事长吴修齐，为了纪念双亲逝世四十周年，捐资一千五百万元在台南市中山公园内兴建念慈亭、念慈桥，还有颐和园的水泥仿制等等。

对于外界反对的说法，吴修齐说，他的工程一切合法，而且省主席邱创焕已经&ldo;慨允题字&rdo;。

中山公园究竟是属于谁的？公园的用途究竞是什么？

四十年来，我们老百姓生活在政治的禁锢之中，政治人物将他个人的形象、意志、心态，透过各种方式，强加在我们的感官和意识领域里。

十字路口、校园、山头、公园，无处不是政治人物的铜像。

墙上、窗上、街角、桥头，到处都是政治人物的语录。

汽车里、火车上、收音机的微波里，挡都挡不住政治人物的声音。

属于大众的空间和属于私人的意识感官都被政治人物用他强大的渗透力霸占着、控制着。

但那是过去，我们的社会经过长期地努力和挣扎，正从政治的五花大绑中脱身站起来。

接下来的，难道竟是落入金钱人物的五花大绑中吗？吴修齐有什么权利将他个人的心念强加在大众的空间？你说，因为他有钱。

好，那么我们的社会是否准备让王永庆在垦丁公园内设置一个纪念他祖母（或者他姑婆、叔公、舅妈、表嫂）的大石碑呢？蔡万霖是否可以在溪头和阿里山头铸个世界第一大铜像来取悦他的妻子、兄弟或子女呢？一千五百万元对这些人大概都是小玩意，台湾有钱人多得是，更何况，让我们眼光放远大一点，如果日本的国际企业董事长希望在玉山公园建一座小庙，小小一座就好，来纪念他二次大战中的亲密战友呢？他可以出一千五百万元的十倍。

如果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想在野柳的岩石顶端立一尊狗的石像，来纪念一只失去的宠物呢？钱，他付得起。

中山公园属于台南全体的居民，它属于大企业的董事长，也属于夜市场卖&ldo;棺材板&rdo;小吃的摊贩。

如果小吃摊贩没有权利割下公园一角去埋葬他的父母，董事长也不该有权利&ldo;租界&rdo;公园一块去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双亲。

公园外的世界，本来就已经是一个由金钱主宰、割据的世界‐‐有钱人才有房子可住、有钱人才有汽车可开、有钱人才能玩高尔夫球、上俱乐部……幸好有一个不属于私人的公园，在里面，有钱没钱的人都踩着一样绿的青糙，晒着一样温暖的阳光，望着一样干净的池水，喂着一样不知世态炎凉的金鱼‐‐‐

一个公园，你不必向死去的政治人物鞠躬，更不必被迫去追思某个有钱人的双亲或配偶。

一个公园，里面唯一的铜像是擎天的树干，唯一的亭台是绿针的覆盖，唯一的字是鸭蹼在泥地上走过的痕迹，唯一的复制品是喷水的池塘，唯一唯一的纪念意义，是&ldo;人来自大自然&rdo;的提醒。

有钱人要推广个人意念的方法很多，他可以买块地，建座私人公园，私人公园里面他有权利刻字、立碑、建亭台楼阁，无人可置喙。

但是，让私人的归私人，大众的归大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