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

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回道：

&ldo;台湾人才不会这样。

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lso;民族性&rso;。

&rdo;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

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

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ldo;面的&rdo;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

于是每个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

他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

因为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

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能不吵吗？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ldo;国会&rdo;正式通过&ldo;消费者保护法&rdo;，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

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

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ldo;民族性&rdo;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

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故乡异乡

火车站

四九年，兵荒马乱中，母亲终于不顾一切地只身搭上火车，她要回衡山把一岁大的孩子带出来。

当初是为了避免让幼儿受流离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给了乡下的奶奶，现在，思儿心切，管不了那么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