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iddot;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

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

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

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

反之，面对统一的强权，帝国的梦幻，民族的迷思，却很难有像样的文化业绩，更不待说在战争狂热的笼罩下了。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ot;狂飙突进运动&ot;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

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

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ot;狂飙突进运动&ot;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

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性的印象。

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

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

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

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

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

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

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

那么还是荣格说得对：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其实，此间是一种宏伟的互创关系。

魏玛是重要的互创现场。

三

看完歌德档案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错的临街小楼，但与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远了。

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关系。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

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