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ot;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ot;），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ot;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ot;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ot;检举揭发专业户&ot;，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ot;有讥切时事之言&ot;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ot;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ot;的程度!&ot;愤&ot;是愤苏东坡，&ot;惋&ot;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ot;愤惋&ot;呢?他说是&ot;无不&ot;，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ot;起于草野垢贱之余&ot;，&ot;初无学术，滥得时名&ot;，&ot;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ot;，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ot;滥得&ot;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

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ot;金玉锦绣&ot;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ot;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ot;皇帝问:&ot;何以见得?&ot;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ot;蛰龙&ot;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ot;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ot;他说:&ot;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ot;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ot;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ot;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

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ot;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ot;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ot;砸窗了&ot;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

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