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晴凉适，可着小棉。

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

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

晨餐时菜羹亦竭，唯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

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着。

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纔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

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

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游庐山的实际生活。

道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还自得其乐地开着文绉绉的玩笑。

在游庐山的文人中，舒白香还不算最苦的，他至少还有学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与他说笑。

舒白香在庐山逗留了100天，住过好几处寺庙。

寺僧先是怀疑他是&ldo;大官人&rdo;，后来又怀疑他是&ldo;大商贾&rdo;，直到最后写出《天池赋》贴在寺壁上，僧人纔知道他原来是个知名文人。

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舒白香游庐山时那种虽不免艰苦却还有点派头的举止，与僧人们习见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当时的庐山游客中，最有派头的已数&ldo;大官人&rdo;和&ldo;大商贾&rdo;，但他们当时游山也很不轻松，因此，庐山的行旅总的说来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庐山是19世纪初年。

直到19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

我藏有一部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著者高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庐山时，看见各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ldo;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rdo;。

至于牯岭，还&ldo;荆棘少人行&rdo;。

但是，仅仅过了19年，当他1912年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

牯岭已是：

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

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

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ldo;西人避暑&rdo;，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

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

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ldo;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

&rdo;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ldo;大官人&rdo;、&ldo;大商贾&rdo;的面影。

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

本世纪20年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

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

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

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唤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