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ldo;关依啥事体?&rdo;（即&ldo;管你什么事?&rdo;）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ldo;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rdo;、&ldo;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rdo;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

因此，她只说一句&ldo;关依啥事体&rdo;，截断全部争执。

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瞋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ldo;商榷&rdo;，或去迎战别人的&ldo;商榷&rdo;的。

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ldo;南北之争&rdo;、&ldo;海派京派之争&rdo;，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

上海人即使被&ldo;商榷&rdo;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ldo;关依啥事体?&rdo;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

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ldo;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rdo;。

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

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

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

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

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

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

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

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

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

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

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ldo;人体画大展&rdo;，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

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

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

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纔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