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

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

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

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

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

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ldo;崇洋不媚外&rdo;，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傲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

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rdo;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

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

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ldo;老外&rdo;，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

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阿，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rdo;，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

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

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

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

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

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

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

在&ldo;文革&rdo;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

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

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

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

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

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

上海也流行过&ldo;读书无用论&rdo;，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纔用&ldo;读书无用论&rdo;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

即使在&ldo;文革&rdo;动乱中，&ldo;文革&rdo;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