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

由此，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

传说有人磨墨写字，日复一日，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水都磨干了;有人写毕洗砚，把一个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边走路边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划破了……最令人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的笔头竟积了满满五大麓子，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笔头很轻，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

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个坑来掩埋，起名曰&ldo;笔冢&rdo;。

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他就摘芭蕉叶代纸，据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

这种记载，即便打下几成折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

如果仅仅为了练字谋生，完全犯不着如此。

&ldo;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rdo;。

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喜悦。

&ldo;非人磨墨墨磨人&rdo;，是啊，磨来磨去，磨出了一个个很地道的中国传统文人。

在这么一种整体气氛下，人们也就习惯于从书法来透视各种文化人格。

颜真卿书法的厚重庄严，历来让人联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样品格。

李后主理所当然地不喜欢颜字，说&ldo;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rdo;，&ldo;有指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

&rdo;初次读到这位风流皇帝对颜真卿的这一评价时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从他的视角看去，说颜字像&ldo;叉手并脚田舍汉&rdo;是非常贴切的。

这是一个人格化的比喻，比喻两端连着两种对峙的人格系统，往返观看煞是有趣。

苏东坡和董其昌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

在董其昌看来，浓冽、放达、执着的苏东坡连用墨都太浓丽了，竟讥之为&ldo;墨猪&rdo;。

他自己则喜欢找一些难贮墨色的纸张，滑笔写去，淡远而又浮飘。

赵孟俯的字总算是漂亮的了，但是耿直侠义的傅青主却由衷地鄙薄。

他实在看不惯赵孟俯以赵宋王朝亲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为，结果从书法中也找出了奴颜媚骨。

他说：&ldo;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逸恶其书。

&rdo;他并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书法，只要看他自己的书法，就会知道他厌恶赵书是十分真诚的。

他的字，通体古拙，外逸内刚。

有些书法家的人格更趋近自然，因此他们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

宋代书法家政黄牛喜欢揣摩儿童写的字，他曾对秦观说：&ldo;书，心画也，作意则不妙耳。

故喜求儿童字，观其纯气。

&rdo;汉代书法家蔡邕则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纳入笔端，他说：&ldo;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

&rdo;这些书法家在讲写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

如果仅仅就书法技巧论，揣摩儿童笔画，描画自然物象，不是太离谱了么?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纔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

在我看来，书法与主客观生命状态的关系，要算韩愈说得最生动。

他在《送高闭上人序》中说及张旭书法时谓：&ldo;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懮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

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