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的朋友有时也很周到，经过反复掂量，拿走几本我&ldo;也许用不到&rdo;的书。

其实文章一旦展开，谁知道用到用不到呢。

有时我只好暗自祈祷：但愿最近真的用不到。

即如我写这篇文章，几次想起周作人几本文集中有几条关于藏书的材料，可惜这几本文集不知被谁借去了，刚纔还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ldo;熟&rdo;弄脏。

这虽是外在形态的问题，对藏书的人来说却显得相当重要。

藏书藏到一定地步，就会对书的整体形式重视起来，不仅封面设计，有时连墨色纸质也会斤斤计较。

捧着一本挺展洁净的书，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

读这样的书，就像与一位头面干净、衣衫整齐的朋友对话，整个气氛回荡着雅洁和高尚。

但是，借去还来的书，常常变成卷角弯脊，一派衰相。

有时看上去还算干净，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软绵绵、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

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书店里还有这本书卖，我准会再去买一本，把&ldo;熟&rdo;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问：&ldo;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挺拔?&rdo;我的回答是：那是历史风尘，旧得有味，旧得合乎章法。

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脏。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

我有好些书，多年不见归还，也忘了是谁借的，肯定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我坚信借书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没，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几度转借，连他们也完全遗忘。

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一套《阅微草堂笔记》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

朋友见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说：&ldo;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

&rdo;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大方的人，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显然是忘了。

那天在场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儿女，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

那是一个20年代印的版本，没有大大的价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

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

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倡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证。

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

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

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

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

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

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

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贴一本，借期一个月。

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纔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