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涡卷起一种莫名的魔力，在短短数十年间把那一圈圈、一层层的自卫、凝聚构建一古脑儿软化了，把那一些由故乡的山梁承载的、由破旧的木船装来的华语，留给已经不大出门的爷爷奶奶，留给宗乡会馆的看门老汉，而他们的后代已经拗口。

用英语纔顺溜，尽管这种英语带着明显的南洋腔调，却也能抹去与故乡有关的种种分野，抹去家族的颠沛、时间的辛酸，就像从一条浑浊的历史河道上潜泳过来，终于爬上了一块白沙滩，耸身一抖，抖去了浑身浑浊的水滴，松松爽爽地走向了现代。

不知抖到第几次，纔抖掉了华语，然后再一用力，抖掉了姓氏，只好让宗乡会馆门庭冷落了，白沙滩上走着的正是黄皮肤黑眼珠的杰克逊和麦克斯韦尔。

在这一个过程中，我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是，一个群体从学习外语到不讲母语需要经历多大的心理转换，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再进一步，从不讲母语到遗落家族姓氏又需要经历多大的心理转换，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当然，更迫切的问题还在于，这一切是不是必然的，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

不管怎么说，我已看到了大量不争的事实：语言的转换很快就造就了一批斩断根脉的&ldo;抽象人&rdo;。

新加坡实践话剧团演过一个有趣的话剧《寻找小猫的妈妈》，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

这个话剧，确实是以&ldo;话&rdo;作为出发点的。

一个三代同处的家庭，第一代讲的是福建方言，第二代讲的是规范华语，第三代只懂英语，因此，每两代之间的沟通都需要翻译，而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语义和情感上的重大剥落。

如果是科学论文、官样文章，可能还比较经得起一次次的翻译转换，越是关乎世俗人情、家庭伦理的日常口语，越是无奈。

结果，观众们看到的是，就在一个屋顶之下，就在一个血统之内，语言，仅仅是因为语言，人与人的隔阂是那样难于逾越。

小小的家庭变得山高水远，观众在捧腹大笑中擦起了眼泪。

无数家庭都在经历着的这类文化悲剧，人们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避开的。

恨恨地骂几句&ldo;数典忘祖&rdo;;完全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就拿新加坡来说，一代政治家急切地要把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年轻国家快速推入现代国际市场，就必然要强悍地改换一套思维方式和节奏方式，那么，没有比改换一种语言氛围更能透彻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的了，因为语言连带着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心理基座，把基座&ldo;移植&rdo;过来，其它一切也就可以顺水推舟了。

当然也可以不这样做，但这样做的效果却显而易见。

整个国家是这样，每个家庭也是这样。

年幼的孩子如果学好英语，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投考欧美各国的名牌大学，即使不读大学也能比较顺利地进入这个国际商市的大多数公司企业。

至少在目前，华语水平确实不是新加坡青年谋职的必需条件，而要学好华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却远超英语。

在中国大陆通过很自然的方式已经学好了华语的中国青年也许不会痛切地感到学习华语之难，而在新加坡，竟有华人小阿因华语课太难而准备自杀，使得父母不得不搬家到澳洲或别的用不着学华语的地方。

是的，华语牵连着远祖的精魂，牵连着五千年的文明，他们都知道;但门外的人生竞争是那么激烈，哪一位家长都不太愿意让孩子花费几十年去死啃一种极其艰难又不太有用的语言。

尽管年迈的祖父还在一旁不满地嘀咕，尽管客厅的墙上还挂着中国书法，父母代孩子填下了学英语的志愿，把华语的课目轻轻划去。

血缘原则、情感原则、文化原则暂时让位给了开放原则、实用原则、经济原则。

谁也无法简单地判断怎么是对，怎么是错，这里赫然横亘着一个无可奈何。

我认识一位流浪过大半个中国的华侨著名发型师，他对华人黑发造型有精湛的研究。

求他做头发造型的华族小组络绎不绝，但不少小姐总是把母亲也带到美发厅里来，原因只在于，这位发型师有一个怪脾气，为华人黑发造型时他只说华语，小姐们的母亲是来充当翻译的。

年老的发型师力图营造一个发色和语言协调的小天地，保存一点种族性的和谐，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成功。

中国人的头发几万几千年一直黑下来，黑过光荣，黑过耻辱，将来还会一直黑下去，但语言却并不是这样固执。

或许最终还是固执的，但现在却已不易构成与中国人的生理特征一样稳定的审美造型。

对此，发型师是痛苦的，小姐们是痛舌的，母亲们也是痛苦的，这是一种不愿反悔、更不愿谴责的痛苦，一种心甘情愿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最深切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