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昔日晋商活动的泥塑。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并不构成对当地人民的勒索。

因此与全国相比，当时山西城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

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822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ldo;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rdo;，因此建议把这些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

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ldo;毋庸议&rdo;），一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06页）

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ldo;海内最富&rdo;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

又如翻阅宋氏三姊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

美国人罗比&iddot;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ldo;霭龄坐在一顶16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

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ldo;中国的华尔街&rso;。

&rdo;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ldo;中国的华尔街&rdo;，意味着什么。

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我对山西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

惟一可以原谅的是，在我们这一辈，产生这种误解的远远不止我一人。

古代平遥钱庄使用的&ldo;运钞车&rdo;

承德避暑山庄

百年票号‐‐&ldo;日昌&rdo;

我终于来到了山西，为了平定一下慌乱的心情，与接待我的主人、山西电视台台长陆嘉生先生和该台的文艺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规景点游览完，最后再郑重其事地逼近我心里埋藏的那个大问号。

我的问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们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书店的角角落落寻找有关资料。

黄鉴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个书架的底层找到的，而那部洋洋120余万言、包罗着大量账单报表的大开本《山西票号史料》则是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李俊文先生从一家书店的库房里挖出来的，连他，也因每天听我在车上讲这讲那，知道了我的需要。

待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电视编导章文涛先生、歌唱家单秀荣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向平遥和祁县出发了。

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

章文涛先生在车上笑着对我说，虽然全车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这次旅行的向导应该是我，原因只在于我读过一些史料。

连&ldo;向导&rdo;也是第一次来，那么这种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寻找。

平遥古城西大街。

清代的平遥因其金融影响力而有&ldo;小北京&rdo;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