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的崩坍，重于功业的成败，险过敌人的逼近。

我曾在澳洲墨尔本西南面三百公里处的海岸徘徊，产生过对这一问题的恐惧联想。

在那里，早年异域的船只极难登岸，高耸的峭壁不知傲视过多少轰然而毁的残骸，但终于，峭壁自己崩坍了，崩坍得千奇百怪，悲凉苍茫。

人世间友情的崩坍也是这样，你明明还在远眺外来的危险迹象，突然脚下震动，你已葬身大海。

也有拼死不愿崩坍的，当周围的一切高度都被海水卷走后，它们还以孤峭的残柱挺立在汪洋之间，成为墨尔本海岸的一大景观。

这些残柱宛若悲剧英雄的形态，旅游者们称它们为&ot;十二门徒&ot;，远远看去确实很像，长风残照下一个个独立在大海中，宣告着门徒们对师道的忠诚，对友情的挚守，宣告着一切崩坍总有例外，实在让人感动。

但这些门徒互相不能靠近，不知哪个夜晚在激浪的冲击下终于站不住，冲走一个，再冲走一个。

在它们近旁，已有很多逐一被冲走的先例。

我看着这些残柱，心想人世间最具有造型意义的友情佳话，会不会也只是一种苍茫大海间临时的孤傲?

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得很平淡，不一定能遇到友情全方位崩坍的机遇，因此完全无法验证立足的友情地基是否坚实。

不知道它有岩脉连着地壳，还是仅仅泥垒沙积?有时也想，既然没有海浪，那么不坚实的友情地基也就不存在危险，何苦对它过于挑剔?但立即否定了这种宽容，因为这块自己多年选择的友情地基，正是自身精神的寄托所在，把有限的生命寄托于一种潜在的危险，这不成了一种自我欺骗?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警惕了。

友情的话题虽然处处可以听到，但它的实质性含义却让人不敢靠近，不敢逼视，不敢细谈。

相识的人们聚会，最轻松的说法是&ot;叙叙友情&ot;，其实到时候谁也不会真的叙什么友情，大多也就是回忆一下过去，胡聊一些家常罢了，友情如此艰深，哪能随便叙得了的?

友情的某些真相，即便随口谈起，也会把善良人吓一跳。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曾这样记述柔石：&ot;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ot;

这位柔石，是一位不怕死的人，他对自己随时可能被敌人杀害并无惊疑，却惊疑于世间居然有人&ot;卖友&ot;、&ot;吮血&ot;。

这也就是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叛卖友情比牺牲生命更不可想象。

我想，只要他们固守的友情不侵害人类的基本原则，这样的人基本上都可进入&ot;君子&ot;的范畴。

倒过来，另有一些人，把友情看作小事一桩，甚至公然表明自己如何为了某个目的而不得不糟践朋友，我真为他们可惜，因为他们不知道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他们在世俗人心中的形象就永远难于修复了。

一切真正成功了的政治人物一定会在友情上下大功夫，否则他们不可能吸引那么多人手提生命跟着他们奋斗。

但是，他们果真在友情上如此丰盈吗?远远未必。

不少政治人物一旦失势，在友情上往往特别荒凉。

但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深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把他们一生的功绩大部分抵消。

有的政治人物在处置友情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主动权，但越是这样越容易失去友情的平等本质，他们握在手上时松时紧、时热时冷的友情缆绳，其实已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友情。

为此，我在前两年读到一位华裔美国历史学家的论述时眼睛一亮，他论及中国现代一位重要政治家，说再过多少年，这位政治家至今无法被人们原谅的严重错误也许会被历史学家们原谅，将来的历史学家们永远无法原谅他的，可能只有一点：作为男人，他对不起很多朋友。

不必到今后，这话今天来说也已经有广泛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