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宁静下来了的周际环境和逐渐放慢了的生命节奏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除了部分命苦的老人，在一般情况下，老年岁月总是比较悠闲，总是能够没有功利地重新面对自然，总是漫步在回忆的原野，而这一切，都是诗和文学的特质所在。

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或已经不再写诗，但他们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

看街市忙碌，看后辈来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绿，而思绪则时断时续、时喜时悲、时真时幻。

当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生理障碍，但即便障碍也构成一种让人仰视的形态，就像我们面对枝干斑驳的老树，老树上的枯藤残叶，也会感到一种深厚的美。

我想，对老年人最大的不恭，是故意讳言他的老。

好像老有什么错，丢了什么丑。

一见面都说&ot;不老，不老&ot;，这真让老人委屈。

随之而来，人们喜欢用其它年龄阶段的标准来要求老人，扬其之短避其之长，似褒实贬。

对于纷扰复杂的现代事务，即使是寻常家务事吧，不少家庭为了避免中年层次的多重纠纷，也要老人决断和把关，每每把老人说成是全家脑子最清楚的人，无可替代;时间一长，连老人自己也迷惑了，真觉得全家越来越离不开他，哪怕是儿辈作息，孙辈隐私，稍有不知便大发雷霆。

我有一个青年朋友为了表达对父母真诚的孝敬，在事业有成之后，不仅把老人接来同住，而且事无巨细一一禀报，听取指令，营造出一种传统家庭的伦理气氛。

但这样还不到一年，这位青年朋友也就完全失去了个人生活的任何自由，不要说恋爱约会，就连与同性友人较长时间的叙谈也会造成两位老人的寝食不安。

两代人的关系，因不必要的交错渗透而变得彼此敏感，僵持不下。

在中国这样一个儒家传统源远流长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硬把老人拉入主体结构的悲喜剧随处可见。

大家几乎公认，在这件事上显得特别残忍的例子是电影界，只要有稍为重大的仪式，代表中国电影界上场的居然都是离开影坛达四十年之久的龙钟老人。

不是表彰他们四十年前的辛劳，而是请他们代表当代，这实在是对他们的糟践。

这些老人本来应该是坐在舒适的居所里，偶尔打开电视稍稍地看几眼这种仪式就足够了，他们有这种资格，早已不必再麻烦他们粉墨登场。

同样的事例，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林怀民先生的&ot;云门舞集&ot;在当今亚洲舞蹈界的领先地位，有一位舞蹈研究者撰文表示异议，说我如此评价一个中年舞蹈家，把我国老一代的舞蹈家往哪儿摆?对此我没有回答，但在心里却想，老一代舞蹈家已经这么年迈，何苦再推着他们到中心舞台上扬臂抬腿，去与中年人争胜?请放了他们吧。

把老年人推到第一线的习惯，对很多老年人产生了严重的误导。

有的老年人果真到那里起劲地排名争胜了，当然往往是越排越气，越争越恨，结果使整个晚年变得牢骚满腹、怒气冲冲。

他们有时忍不住也会破门而出，大声发言，中国社会对于白发老人的颤声控诉一般是不会予以反驳的，除了我的朋友魏明伦先生曾经据理力争过一次之外，大家都躲让着，不置一词，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半生不熟的怪异事件，不明不白地拥塞在当代文化的缝隙间。

其实，老人的年龄也有积极的缓释功能，为中青年的社会减轻负担。

不负责任的中青年用不正当的宠溺败坏了老人的年龄，但老人中毕竟还有冷静的智者，默默固守着年岁给予的淡然和尊严。

多年前我本人就遇到过这样一个事件，所受的诬陷全然由于年龄的差距而不想洗刷，但又由于这种年龄差距被对方反复强调而引出了一大批不知真相的老人，颤巍巍、气咻咻地一起上阵，怒目而视，顿使形势十分紧张。

正不知所措之际，突然收到了年龄比对方所有的人更加高得多的黄佐临先生写自医院的一封信。

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年月，老人躺在病榻上突然听到了一片苍老的叫骂声，却没见到我答辩，便推断我遇到了年龄上的麻烦。

他知道只有拿出他的高龄才能有效地帮我，便向护士要过纸笔抖抖索索地写起信来。

也许他还担心自己一个人的高龄还不足以在我心中消解一群人的年龄包围圈，居然又抬出了他的老师萧伯纳。

他在信中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在英国留学的他决心回国参加抗战，便到自己的老师萧伯纳家里去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