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

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几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深懂恐怖的妙用。

恐怖使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使底层民众更有纪律，使统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让人们记住，因而也使统治者更安全。

马基雅弗利说，&ldo;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安全&rdo;。

一个不懂得&ldo;杀人立威&rdo;的君主，早晚会受到被统治者的轻视。

而仁慈和宽容，只有在恐怖和严厉的背景下才更为人们所珍惜和颂扬。

所以成功的统治者必须具有两面：一面是圣人一样的仁慈，另一面是狮子一样的残暴。

对于极端珍视权力的乾隆来说，不让人掌握他的统治定势，是极为重要的事。

使人们永远处于战战兢兢不知斧头何时落下的心理状态，是他既定的统治目标。

乾隆一贯认为，适时制造一两起出奇的、出格的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慑、恐吓的作用。

这是破除阻力，推进某项政策的事半功倍之策。

他非常喜欢史马迁的这段话：&ldo;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

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

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rdo;

意思是说，商鞅对在道路上扔垃圾者施以重刑，是治国的好办法。

把灰倒在道路上，这是小小的过错。

对此小错而施以重罚，可以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乾隆认为，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冤枉几个小民，甚至几个官僚，都是无足计较的成本。

因为他胸怀的，是整个国家，整个社稷。

皇帝果然达到了目的。

&ldo;字贯案&rdo;有力地推动了禁书运动。

在此案之后，各省的禁书工作都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各地先后设立&ldo;书局&rdo;，专门负责查缴&ldo;不法违碍&rdo;书籍。

各地官员放下手头其他工作，把禁书当作当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来抓。

他们在地方广贴告示，恫吓藏书之人，如果再不交出违碍之书，将&ldo;贻累及身，更累及于子孙&rdo;。

许多地方官员充分发挥创造性，想出了种种阴毒的办法。

比如浙江巡抚三宝说，他将全省的教职人员都分派回老家，让他们深入各自的亲戚家里，&ldo;因亲及友，细加访询检查&rdo;，并且把缴书的成绩作为将来升官的依据：&ldo;将来即以缴书之多寡为补用名次先后。

&rdo;在三宝的启发下，各地官员也命令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甚至穷乡僻壤的农民家中，逐户搜查。

整个大清王朝几乎被掀了个底朝天。

随着禁书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越来越多的违禁图书被送到北京。

成果是如此丰硕，以致朝廷原来暂时存放不法书籍的方略馆居然书满为患，无法容纳，甚至院子里也堆积如山。

那么，这些如山如海的书籍中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让皇帝如此兴师动众去搜罗并消灭呢？

康雍两代，禁书大约有以下两类：

一是有反清思想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