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乾隆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ldo;奸臣&rdo;固然并非国家幸事，&ldo;名臣&rdo;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

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权的低落。

&ldo;名臣&rdo;往往出现在国家出现危机，君主大权不独揽之际。

许多名臣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扶国家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

对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评大抵功大于过，他却大不以为然，说：&ldo;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弁国纪。

神宗竟尔任其施为，虽童昏不应若是。

&rdo;

为了消除尹嘉铨所做《名臣言行录》的影响，乾隆特下长诏斥责尹嘉铨的&ldo;名臣论&rdo;。

他说，&ldo;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rdo;，&ldo;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rdo;。

如果&ldo;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rdo;。

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为的皇帝统治下，不应该有为患作乱的奸臣，同时，也不应该有彪炳史册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阴鸷，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来一块冰，热起来一团火。

严肃起来，谁也不敢喘气；高兴起来，有时又没大没小。

他在李卫的奏折上批过这样的话：&ldo;好事好事！

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

&rdo;给年羹尧的朱批有这样的话：&ldo;从来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rdo;他对大臣固然以苛刻闻名，但对某些投脾气的人也有热情如火、视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

比如对鄂尔泰和张廷玉。

但乾隆却极重君臣之别，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从来没有与大臣们建立起什么私交。

也许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大臣的&ldo;好名&rdo;之习，乾隆和父亲一样向来痛恨。

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训斥陕西巡抚陈宏谋：&ldo;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钓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恩再邀宽典也。

&rdo;

在打击限制大臣&ldo;好名之习&rdo;方面，乾隆不但学习了父亲制造冤狱的办法，还有所创新。

传统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政治习惯，就是那些政绩卓著的地方官离任后，当地官民往往会通过送万民伞、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纪念。

然而乾隆皇帝却通令各省，将各地的去思德政碑&ldo;概行扑毁&rdo;，并严禁为官员建造生祠。

在他的严令下，全国各地纷纷将康、雍以来所建祠堂、石碑摧毁，仅云南、山西两省，就近六百座。

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

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铨案审结。

在&ldo;妄比大贤，托名讲学，谬多著述，以图欺世盗名，又复妄列名臣，颠倒是非，隐启朋党之渐&rdo;的罪名之外，乾隆还审得尹嘉铨犯有许多其他不可饶恕的&ldo;大罪&rdo;：

尹嘉铨在书中写有&ldo;为帝者师&rdo;四个字。

乾隆嘲笑他学习浅陋，让大臣们评论，他&ldo;能为朕师傅否&rdo;？

尹嘉铨自号&ldo;古稀老人&rdo;，&ldo;古稀&rdo;二字典出杜诗&ldo;人生七十古来稀&rdo;。

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寿，自称&ldo;古稀天子&rdo;，又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把&ldo;古稀&rdo;垄断了。

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号，被认为是&ldo;僭妄&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