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责任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官员也好、小吏也好，都只是政府这台官僚机器的构成部分，其实本身无所谓善恶，如今我们执掌四平政府，现在大家都是政府的官员。

同志们，我们该如何干正事，不欺负人呢？”

青年们当即回应道：“我们是好人，当然会干正事，不欺负人。”

这些口号正是自发阶段青年们的思路，既朴素又简单，不过却是概念混淆。

便接着说道：“政府公共职能是一件严肃的技术性工作，和好人坏人无关，不能用道德标准来评价，从客观角度来讲，只有达成和没有达成，或者达成效率高低，有时候，清官道德高尚，但无法提供良好的政府服务，照样是混蛋；反过来，贪官虽然拉高了执行成本，但如果多少提供了一些政府服务，那其实还比糊涂清官要强一些，只是从成本标准上要仔细评估而已，如果过高或者远超百姓负担能力，那就会蜕变出道德概念。”

看着青年们疑惑的眼神，何锐解释道：“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

便是每天吃饭这等小事，从获得米面，到把米面做熟，都要付出金钱或者劳动。

我把这种付出称为成本。”

这话说法松又无趣，程若凡诙谐的性子发作，笑道：“督军，难道吃饭就不是劳动么？有时候吃一顿饭也挺累的。”

有些青年同志哈哈大笑，有些则对程若凡投以白眼。

何锐敲了敲桌子，“这是个好问题。

程若凡，若是有人看上了这顿饭，等你做好之后，把饭抢走。

你自己忙活了这么一圈，你能吃上饭么？”

程若凡登时笑不出来，不仅程若凡，青年同志们的神色也都严肃起来。

“我说这是个好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自然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描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本质上是成果掠夺和成本转嫁，很多反动政府，一般的表现是疯狂掠夺老百姓的劳动成果，反过来又不能公平的分摊社会公共成本，所以每个王朝末年，都会看到下层百姓终年辛苦却饿殍满地，上层无所事事而醉生梦死。”

青年们一时被何锐描述的内容震动，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流凝重神色。

何锐知道，只通过一次教育不可能让青年们对社会有个基本认知框架。

就将话题拉回当下。

“咱们还说成本的事情。

衣食住行，样样都需要成本。

咱们的衣服都不是咱们自己亲手制作，既然咱们能穿上了衣服，就证明有人替咱们支付了衣服的成本。

朝廷、官府、国家，社会，几千年来最主要的斗争与博弈，都是围绕由谁来承担成本，由谁负责分配产出展开。”

“当下，我们只有这么多人，就先解决四平城内力所能及的现实问题。

我们要提供社会服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当下面对的最大敌人，就是有‘中间商’赚了差价！

十文钱只能做十文钱的事。

若是百姓为了获得公共服务，支付了二十文钱，却只收获了十文钱的社会服务。

那就必然有人拿走了另外十文钱。

这种人就是大家痛恨的贪官污吏。”

陈得力皱着眉头问道：“督军，到哪里去找能干税收又不是贪官污吏的人呢？”

钟义府听到这个问题，赶紧答道：“我干不了那些。

让我来当兵打仗保护大家的劳动成果吧，收税成本就请其他同志努努力。”

和钟义府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少，大家认同税务的努力和功劳，却不想干税务。

“陈得力同志，你是想快速收税，还是不想贪官污吏收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