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方案不可行的另一些重要原因在于举证困难。

刑事法庭需要案件中涉及的证据经过极严格的审查，且必须就案件提出确凿无疑的理由。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的许多案件中，事件的唯一幸存证人就是罪犯本身，而他们又利用国家的大量资源销毁证据，掩盖其罪恶行径。

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一有机会便谎话连篇。

上至内阁部长、警察局局长，下到无一官半职的普通支持者，无一例外。

他们撒起谎来肆无忌惮、毫不动摇，就像在赶就要过去的时髦。

法庭上常常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受害者与几个肇事者对质，后者一般都是警官和武装部队的军官。

他们后来在申请大赦时，承认作了伪证。

（委员会与法庭相比被证明是取得真相的更好途径：大赦申请者必须表明他们已经披露了全部事实，方可获得赦免，因而正常的法律程序倒了过来，申请者不再极力推卸披露全部事实的责任。

）大法官或地方法官必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在白人警官的阵营前，对一个孤独的证人、一个黑人作出有利的判决。

难怪司法系统在黑人中间臭名昭著。

人们认为大法官、地方法官和警察沆瀣一气，让正义流了产。

直到最近，所有地方法官和大法官仍然都由白人担任，他们认同白人同胞的思想和偏见，享受着种族隔离给他们提供的巨大特权，因此认为任何反对现状的行为都是共产主义煽动的结果。

他们一般都支持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反对被法律排斥在其祖国的管辖之外的黑人。

旧制度中的许多大法官都是厚颜无耻的政治受聘者，心甘情愿做不公正制度的同谋，因此对司法制度的名誉毫无补救之功。

当然，其中也偶有例外，但总的来说，筹码是大大不利于黑人原告或被告的。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南非黑人对名誉扫地的警察和司法系统的信心。

在此我更应该引述马霍麦德大法官的精辟判断：

每一个正直的人一定都极不乐意接受这样的结局：邪恶行为的肇事者得以逍遥法外，其自由得到不受宪法制约的大赦的保护。

但是使我们选择这条途径的各种情况值得我们仔细琢磨。

在那些暴行和酷刑发生的年代里，有关监禁和犯罪调查的法律以及为调查提供信息的方法和文化，都不易进行公开调查、取证和纠正。

在这个可耻岁月中发生的一切大都笼罩在神秘之中，不易展示事实和证据。

亲人失踪了，有时不知原委，其中大部分已不在人世，不能再讲述他们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