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界也好不到哪里。

直到1990年，一些地区的律师协会仍拒绝黑人加入，使黑人律师难以从业。

种族隔离时期的一条法律禁止黑人在白人区设立事务所。

现任大法官伊斯梅尔&iddot;马霍麦德曾不得不钻到白人同事事务所的厕所里吃午饭，而白人则在专用的白人餐厅用餐。

他要工作时，必须搞清哪位白人同事出庭，以便暂时借用其办公室。

种族隔离制将他划为印度裔人，因此他不得在过去最高法院的上诉庭所在地布隆方丹过夜。

于是，当他在南非最高法庭辩护时，不得不在开庭期间日行400英里，往返于约翰内斯堡和布隆方丹之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作为大法官，他的官邸就在布隆方丹！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审理的时间段里，几乎所有法官都是白人男性，无论承认与否，他们都为自己的职责打上了白人的烙印。

不幸的是，南非的法官高高在上，几乎被奉为圣人。

他们极少有人能真正进入站在面前的被告的世界，因为那些人是黑人，而种族隔离制下黑人的经历，黑人所遭受的屈辱、剥削和压迫，对他们来说是个未知世界。

因此，很少有法官会理解或同情黑人的政治抱负。

法庭之外，他们见到的黑人只有家里的仆人，也不可能问这些人黑人究竟有何感受。

黑人因政治罪受审时，作为赋予白人特权与霸权的统治阶层一部分的白人法官，几乎无人同情试图推翻他们已习以为常的制度的人。

因此，大部分黑人将其视为压迫制度的组成部分。

法官和律师不假思索地参与了极为不公的司法体系。

大部分的法律甚至不加掩饰，毫无公正可言。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白人混淆了&ldo;合法&rdo;和&ldo;道义上正确&rdo;这两个概念。

因此，当我和另一些人指出不公正的法律并不一定要遵守时，他们大为恼火。

他们对教会和大众民主运动及其所领导的抵制不公正法律运动，非常不满。

许多南非白人认为非法等于不道德。

如果向他们指出世界上存在着禁止夫妻同床共枕的法律，他们似乎不明白基督徒的义务是要服从上帝的法则，而不是哪个人的法则。

上帝的法则告诉我们，上帝结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拆散。

（在控制黑人人身自由的法律下，如果妻子到丈夫做合同工的白人城镇找他，并同宿在男性宿舍，就是违法。

）

当我们问法官和律师为什么与违背正义的种族隔离制合作时，他们往往说最高权力在议会，给司法部门留下的回旋余地很小。

当被问及为什么不辞职，拒绝与不公正的制度合作时，他们说他们害怕政府会任命更不具正义感的人，保住一点正义的机会总比没有好。

我认为，议会的最高权力只有在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确实代表人民时，才能实现。

南非显然不在此列。

能有相对坚持法治的法官在位当然不错，但是如果他们辞职，或许种族隔离的丑恶可以更早更深刻地暴露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