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元旦过去，我还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不过我们倒是决定了，等我的身体状况恢复到可以长途旅行，我们就马上离开这个国家，远离所有可能的危险，去哥伦比亚疗养。

最后，我终于有了一个决定，貌似也是我将这些歹徒绳之以法所采取的唯一行动。

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批评我，质疑我的决定。

然而局外人总是比较容易从另外的角度得出不一样的定论，若是回过头再来看这件事，我也会有不同的角度。

但在那个紧要关头，我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做周全的考虑，只是做了我当时认为最好的和最安全的选择。

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说服警方相信我这件事很困难。

旁人依旧对我的决定指手画脚，基于错误和不完整的信息，局外人是很容易去评判和发表意见的，但对于我这个亲历者来说则是另一回事。

我决定通过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试着和那帮绑匪进行谈判，为什么?首先，除了我的亲人之外，任何听到我的遭遇的人都会嘲笑我被绑架的说法，他们相信这是我靠想象主观臆造出来的，至于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其次，我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故事的真实性。

我不能说服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去我的房子查看，证实他们就住在那儿，也不能让他们到这个团伙的窝点去搜查属于我的东西。

在仓库的那些日子让我了解到他们并没有多聪明，因此我知道，他们极有可能会愚蠢到同意与我们进行谈判的份儿上，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供认他们的罪行。

再不济，我们至少也可以获得一些对他们不利的证据，说服警方展开调查。

此外，我还觉得如果把我的故事公之于众，或许他们就不会那么急于找到我，也不会急于寻找下一个受害者再次作案。

他们要是知道有人正在调查我的事，肯定会浑身不自在。

我要去报警，这毋庸置疑。

一切只是时机的问题，等我有了足够的证据，真相自然水落石出。

最起码也要让他们处于被动，给他们个措手不及。

我压根儿也没指望过那些歹徒会归还我的财产，那也不是我的最终目的。

吉恩给我推荐了一个在绑架案谈判方面非常有名的组织，我给那边打电话时，他们表示处理不了我这样的案子，建议我直接打给联邦调查局。

他们大概是在嘲笑我，我真懊恼向他们求助。

然后我打给了艾德&iddot;杜波依斯，他曾经去医院看过我。

我把自己的想法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帮我。

他说愿意，让我发给他一份书面文件，包括相关人员的姓名，还有所有其他的有关信息。

我照他说的做了，我们的工作关系就是从1995年1月开始的。

艾德需要的那些信息，我大部分早就写好了。

吉恩曾经建议我把仓库里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备用，他还认为写出来能帮助我释放，有助于我的身心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