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必须记住：如果英美人士中有人仍然担心苏联会单独媾和，那末，很多（就算不是大多数的话）苏联官员对英美也很不信任，认为西方国家是故意采取观望态度，希望看到俄国和德国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把战时生产的详细情报交给这样一些不可相信的盟国，那只会使它们更为精确地估计出俄国方面的力量正在如何衰退或增进，因而会让它们相应地调整作战物资的递交工作。

对许多俄国官员说来，美国方面要求他们提供军事和经济上的统汁数字作为进一步援助的先决条件的任何尝试，似乎都会成为他们怀疑的证据。

1941年夏季斯大林和霍普金斯的仓促的谈判以及同年秋季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代表团所商定的议定书，为战争头几年中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形式。

实际上，俄国只不过是半个盟国，根本就没有和它达成一种稍许近似英美之间发展起来的那种协调一致的战略的东西，而且在英美两国同俄国薄薄的表面关系下面潜伏着一个互不信任的阴影。

同这种关系相适应，美俄两国政府之间接触的渠道一直相当受到限制。

不错，罗斯福和斯大林是有私人信件往来的，但是这种通信同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几乎每天通信的情况相比，在数量上要少得多，而在内容上则大都流于形式。

俄国的采购委员会大体上同英国的相应机构享有同样的权力，但一般说来，俄国官员私下对美国官员都敬而远之，交往以公务为限，另外加上一些毫无意义的社交活动。

在美国同俄国的关系中，正常的外交联络途径，仍然远比在美国同英国的关系中重要，不过罗斯福通常也委托霍普金斯和哈里曼那样的私人密使到莫斯科去进行关键性的谈判。

（四）影响盟国合作的美国政府的特性

战争使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新机构不断增加，叠床架屋，互相倾轧。

虽然常常作出努力，进行改组和更换领导人员，但各个机构内部的权力和责任不大可能说是已经划清了界线，更不用说各个机构之间划清了权限的范围了。

经济动员的最值得注意的后果之一就是，许多实业人士转移到华盛顿来接管了经济部门中的许多重要职位。

这些人一般都是初次参加政府工作的，这一点有利也有弊。

一方面，例行公事和常规手续的羁绊对于新来的人影响不大，有些人至少还乐于摆脱开行政上的惯例去应付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

但另一方面，大部分正是由于这种想简化文牍主义的繁复手续的愿望，造成了政府内不同部门之间时常在权限方面发生冲突。

各级都出现了冲突。

例如，在陆军军需处同战时生产局之间就不断发生争执，其中的利害关系不外是对整个美国经济的控制。

此外，陆军和海军在物资供应、人力、指挥权等等方面彼此也常常发生冲突。

在政府的同一个机构内，个人的冲突往往也一直要斗出个明白来才能罢休，例如，助理国务卿萨姆纳&iddot;韦尔斯同他的顶头上司科德尔&iddot;赫尔之间长时期存在着的一系列半公开的争执。

总统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首长，他的职务往往更多地是一个调停人而不是一个管理者。

总统的繁重已极的任务，意味着罗斯福分不出多少精力去制订出一个明确的行政制度来。

而且他的个性生来就是那样，以致他无论如何并不想设法把官僚机构的界限分得一清二楚，他宁可等到某种危机出现时再出面解围。

能够向总统提供意见，是战时最可宝贵的特权之一；哈里&iddot;霍普金斯就是靠具有这种便利，才能起到他那极不寻常的作用，由政府中原有各部的首长组成的正式内阁，不曾也不能起到英国内阁那样的作用，就因为战时的行政工作，有一大部分都交给了同任何一个内阁成员完全无关的专门的临时机构去办理，这些机构只向总统负责。

重大的决定通常并不在内阁的正式会议上作出，而是罗斯福在同一批变换不定的亲密的同僚磋商和讨论后，自行决定的。

按照这种方针办事的政府是带有很大的个人性的，而且往往反复无常，没有明文规定的渠道可以把重要决定的消息向所有有关的机构和部门传达下去。

谣言和传说虽然不大令人满意，却成了很重要的补救办法，而华盛顿的鸡尾酒会，成了在叙述美国政府战时工作的任何慎重的着作中都占有地位的一种设施了。

尽管这样的行政管理具有明显的缺点，但是它的确起了作用，并获得真正显着的结果。

罗斯福的个性连同他的吸引力和远大目光，控制华盛顿政治舞台的这种方式，几乎是比较正规的行政制度无法允许的。

当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由他作出时，正规的、等级严密的官僚政治所产生的那种压抑的、谨慎小心的影响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行政上的这种冲突和混乱，由于更能发挥大胆和反抗的精神，比起正常的官僚政治来，对美国作战的成功可能作出了更为积极的贡献。

外国政府的官员们面对着战时华盛顿熙熙攘攘的混乱局面，一定时常感到惊异和大为迷惑。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行的行政制度，使得美国同英国和苏联合作的途径更为便利了，因为罗斯福经常亲自关注这些问题，而总统对问题表示关注的途径，在某种程度上，指导着整个机构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对于较小的盟国，效果就不大好。

一位小心翼翼地向国务院大献殷勤的大使，并不总能在最起作用的政府人士中获得很多的发言机会。

这些小国象美国的小商人那样，一般总发觉这个战时首都的气候很难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