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国政府行动所作的第二种总的解释，则摒弃意识形态和阴谋论，认为它们是口头虚构，旨在哄骗天真无知的人们。

相反，现实政治，即追求权力，以及安全地享有权力，这些都可以提出来作为对苏联迂回曲折的政策一种充分的解释。

根据这种看法，苏联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通常存在于民族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

俄国的统治阶级或集团愈觉得自己的政权不巩固，他们就愈变得不安，于是通过自我约束（即通过党），并辅之以宣传和警察，以争取获得国内的安全。

与此同时，统治者则通过联盟、领土扩张以及军备来追求国外的安全。

根据这种看法，苏维埃政权的特点是来自困扰着统治集团的那种持续不断的不安全感。

强烈的不安全感导致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对国内政冶及国际事务的政策作出剧烈而突然的改变。

比较稳定的政权，如美国或英国存在的那种政权，对内对外都已在较长的时期内稳定下来，不致被迫在政策方面作出比较激烈的改变。

但是，尽管有这种差别，我们仍然可以争辩讲，实质上到处都是同一个动机在起作用：民族的利己主义以及统治阶级或集团（如目前所理解的那样）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切掌握权力的团体；政府领导人所唱的高调和道德或政冶原则，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手法‐‐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不知不觉地使用的‐‐凭着这种手法更容易使群众服从。

尽管在极端的形式下，这种理论事实上显然也过于简化，但是认为这种理论不屑一顾，那也是错误的。

政府毕竟要尽力去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且只要有机会更要增强这种权力。

同时当道德原则同那些看来是自身利益的事情发生抵触时，原则很少能占优势。

每一个政府的政策，在宣布的原则与自身的利益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权宜手段之间，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实际上都显得含糊不清。

有见识的人在设法说明官方的政策时，总是将两者都考虑在内。

实际上，要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或者要精确地估计，在作出任何特殊决定时所涉及的力的指向和大小，那是不可能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特点是，意识形态与权宜手段之间所发生的剧烈的相互作用。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使人易醉的酒，能够赢得许多人情感上强有力的支持。

另一方面，俄国的地理位置，以及俄国社会和技术发展的水平，则使它容易受到攻击。

在一个划分为实际的或潜在的敌对民族国家的世界上，这样一个比较软弱的社会要存在下去，就需要有敏捷的步法和出于权宜之计的小心谋算才成。

但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越强，就越难制定出与俄国国家安全的要求妥协的办法。

对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内心安宁和他们的实际效力来说，幸运的是这种冲突通过一种并不费事的合理处理，往往就可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