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的战略决定则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于战争的年代里定期举行的会议上共同作出。

在这种时候，英国的三军参谋长总在场，并且代替了他们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里的代表。

只有可以称之为盟国行政机构的日常工作，才委托给了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但是日常的行政工作是政府的实质，该委员会赋予英-美的军事合作以一种内容和持续性，而这一点是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大可能办到的。

鉴于英国代表同他们在伦敦的上级经常保持电讯联系，他们能够天天有权把英国最高司令部最近的想法告诉美国人，同时也能把美国人的计划和意见通知英国人。

随着情况的变化，委员会能够在已经商定的总的战略结构内就英-美资源的支配作出一些调整。

此外，委员会还经常检查英-美的作战计划，并且在所有主要的问题上起草建议供罗斯福和英国的战时内阁批准。

一个秘书处和指派来对军事努力的特殊方面提出专门意见的许多小组委员会，确保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获得可以得到的最为精确的情报，使他们能够据以提出建议和作出决定，从而大大扩大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实际重要性。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后来行使的最显着的法律权力是监督盟军司令官的权力，例如在1941-1942年对韦维尔将军或是在1943-1945年对艾森豪威尔将军。

随着联合司令部在战争中变得重要起来。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相应地侵入了各国军事行政机构的权力范围。

国家最高司令部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间人员的交叉，避免了任何冲突的可能性。

的确，象马歇尔和迪尔那样的人有时一定忘了他们是作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在行使职权呢，还是作为本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在行使职权。

英美两国协同作战的利益对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立起了支持和促进的作用。

然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权力主要在于控制作战物资流向各战区的能力，而不在于命令盟军司令官发动某一作战行动或战役的权力，这样说似乎是公正的。

的确，战争的后勤和作战是非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分清这两者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供应品、船只、部队、飞机和战舰是所有战役中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意把这些因素部署到全球去，这一项或另一项军事计划才能成为切实可行。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并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使俄国人也来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公布出来的文件也没有一项表明俄国人曾经想经常参加委员会的磋商。

苏联的制度不适宜于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斯大林不愿意把作出战略性决定的权力委托给别人，苏联的独裁者也不准备把红军的作战行动置于任何一种联合指挥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同日本还没有处于交战状态。

新的联合委员会的成立是由于需要平衡并支配英美两国对轴心国两端的作战努力。

只要俄国人的全部作战努力是集中在一条战线上对付一个敌人，他们在这方面便不会有份。

等到俄国人准备加入对日本作战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已经是一个正在发挥作用的机构，似乎有种种理由使这个顺利地进行工作的组织存在下去，而不想把操不同语言、民族利益又同英美两国大不一样的人包括进去，从而冒分裂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