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社会革命可以同近代欧洲史上两大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比。

事实上，它同那两次是完全一样的。

工业革命是科学应用于工程的结果。

人们经过深思熟虑，能驱使自然界的物质力量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可以运用的财富与权力。

当然，这并非人类初次合理地操纵事物，但确实具有新的规模，并取得惊人的效果。

法国大革命有许多成果，其中之一是把理性运用或试图运用于政治制度。

人们经过思考，认为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调整各种政治关系，使它们适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

当人类的这种理性用之于事物时，便产生新兴工厂的产品，而当这种理性施之于政治时，便可能产生（或许这是幻想吧？）自由、平等、博爱这类产品。

然而，两者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工业产品易于得到良好的评价，事实上几乎得到普遍的赞许，例如比过去便宜的布料、便宜而迅速的运输等等，都使人们获得物质上的舒适与便利，这是很少人能否认的。

可是政治制度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却含糊得多，会引起激烈的争辩，并涉及种种感情和利害关系，这些几乎是不能用合理的计算和调整来处理的。

对于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来说，这一问题甚至更为尖锐。

同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情况一样，目前也在人类活动的新领域内实行合理的控制与操纵。

多少世纪来偶然组成的各种社会与经济的制度与机构，现在都经过改组与调整，使它们为一个目标服务，即争取胜利。

在战争或备战的压力下，这个目标可能足够了。

但在军事至上的国家中，一切社会力量及物质资源都被用来保持尽可能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国家本身就不太吸引人，即使仅仅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压制或漠视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与价值。

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民主主义者都声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福利国家。

在这方面，人们只做过部分的试验，而且不能回避要达到什么具体目标这个问题，即在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民族与种族之间时常相互矛盾的福利中，究竟为谁谋福利？而且是什么样的福利？

无论军事国家或福利国家都建立在一个原则上，即有计划地运用人力物力来达到一致同意的目标。

这两种国家发展到极端必然会在国内形成两个集团：受役使的人和看管和使用这类人的管理者。

在这种情况下，在管理人员之间就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这就可能需要独裁。

事实上，到1952年时，俄国的社会已经接近这一极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