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也在一定程度内感受到国家的新权力。

配给制度，控制物价与工资，支配劳动力，规定优先权，为了军事需要而减少生活中享受的用品，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削减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措施和类似的措施使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受到深远的影响。

当然同军人的情况相比，平民生活中的这种变化远远不是那么剧烈。

大战引起的社会动荡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副产品。

一是民政与军事之间传统的正常区别变模糊了。

经济规划不能一目了然地划成军事与民政两类，事实也是如此。

为军事或民政的需要而分配人力是同一个问题。

平民和军人都是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一总任务效劳出力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是政府中的筹划者和行政人员力求实现的理想。

同样，历来对于战争与和平的区别也逐渐模糊和减少了。

战事结束后，缔结和约这件正经事碰到了意外的困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人们恰切地称为冷战的阶段便开始了。

更有意义的是，人们发现战时制订的非常措施不能取消，至少不能立刻取消。

周密的规划已使社会与经济方面实行的办法大为改变，以致在战后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复战前的状态，实际上丝毫也不可能。

战前为了备战而煞费苦心地设计的社会秩序，到战后必须有意识地重新调整与变更，以适应新的条件。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寻根究底，可以辨别出两个结合起来使社会革命成为可能的因素。

一个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发展，诸如通讯与统计的发展，干练的官员的增加以及各种新观念的形成，其中包括国家产品、人力的流动性、综合规划以及进行大规模训练以掌握新技能的计划等。

这些发展是由管理人员促成的，即由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军官等促成的。

另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在广大民众中间社会的传统势力削弱了。

这个现象本身有许多原因，这里无法缕述。

但应该指出的是，战争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

在大战期间，欧洲、亚洲和美洲有千百万人颠沛流离，结果民族、宗教与个人的传统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减弱了。

先进的工业国家的人民则逐渐变成易于驱使的群众，对于官僚作风的操纵越来越顺从，并不进行有组织的抵制。

然而，不管对社会控制起阻碍作用的传统势力削弱到何等地步，人的心理中依然残留着倔强的情绪，它必将永远限制管理人员的行动。

在通常情况下，要争取群众的支持，与其提出推理严密的论点，不如用粗俗的言语触动人性中固有的恐惧和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