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旅馆。

我住的房型是一个晚上三千日币的女性四人房。

房间装潢简单，讲究实用，每人都有一个床位、两片帐幕、一个私人照明装置、一个保险柜以及一块刚好能容纳行李的空地。

旅馆一楼设有交谊厅，地下室则有恍如自战国时代起就不曾藏污纳垢的淋浴室。

这个价位以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而言，似乎便宜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总共住了三十晚，和我同房的旅客多半是台湾人、大陆人、回教徒。

和其他旅客比起来，台湾人总喜欢待在卧室里。

她们寧可花时间将纪念品叠在行李箱上，拍照分享，也不愿在京都街头多散步几小时。

大陆人多半都很亲切，尤其是一位常找我聊天的大陆阿姨。

她和朋友一起旅游，由于订不到两个人的床位，只好分别住在不同间青年旅馆中。

大陆人比我想像中的还要节俭。

她还教我把一大团报纸塞进鞋子里，就能使鞋子乾得比较快的妙招，这在进入雨季的京都中非常实用。

当然，她也无可避免地问我一些关于政治的敏感问题，我只得演个笨孩子，含糊其辞地带过。

其中几位回教妇女脾气则有些难以捉摸。

一楼有二十四小时的交谊厅，她们不喜欢去，寧可在三更半夜让床铺的帐幕大开，没外人似的滔滔不竭谈天说地，完全不替其他旅客着想。

毕竟是青年旅馆，我心忖。

排除偶尔会遇到自私旅客这点，这个旅居的地方算是好得没话说。

不过无论是什么国籍、什么性格的人多半都会在四五天内退房，我是在里面停留最久的人。

然而我没有羡慕他们比我早一步回家，在这段旅程中，我几乎没有过孤立无援的畏怯，反而有些乐而忘返。

游学期间，也会去观察其他在京都长期居留的台湾人，都从事哪些工作，设想自己以后待在异乡要如何填饱肚子。

想来羞愧，但第一晚按事前约定好的、打电话给父母后，我才发现自己虽然热爱京都，但以后就算不在京都定居也无妨，只要能在没办法频繁往返老家的地方安定下来就好。

我的想法与德勒兹（gillesdeleuze，1925-1995）和伽塔利（felixguattari，1930-1992）一同提出的反伊底帕斯（anti-oedipus）概念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以往一直被困在弒父恋母的狭小戏台上，我老觉得自己无法确实成长，直到前往陌生的京都的此刻，才觉得自己或多或少正变得比较强悍独立，视閾也变得较为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