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得到一册蒋子潇所著的《游艺录》，有山阴叶承沣的原序，无年月，此乃是光绪戊子长白豫山在湖南所重刻。

书凡三卷，卷上凡三十三目，皆象纬推步舆地之说，从《蒋氏学算记》八卷中抄出，门人彭龄在目录后有附记，云门人等虽闻绪论，莫问津涯者也。

卷下凡二十四目，皆从《读书日记》十卷中抄出，杂论各家学术得失。

第三卷为别录，凡文八篇，叶序云仙佛鬼神之作，实则为论释道及剌麻教等关于宗教者七篇，又《天方声类》序一篇，乃以亚剌伯字来讲音韵也。

在这里边第一分简直一点不懂，第二分读了最觉得有意思，可佩服，虽然其后半讲医法术数的十四篇也不敢领教了。

下卷各篇多奇论，如《九流》引龚定庵之言曰，九流之亡儒家最早。

又《大儒五人》则列举郑司农，漳浦黄公，黄南雷戴东原钱竹汀。

但我觉得有趣的却是不关经学儒术大问题的文章，其论近人古文云：

“余初入京师，于陈石士先生座上得识上元管同异之，二君皆姚姬传门下都讲也，因闻古文绪论，谓古文以方望溪为大宗，方氏一传而为刘海峰，再传而为姚姬传，乃八家之正法也。

余时于方姚二家之集已得读之，唯刘氏之文未见，虽心不然其说而口不能不唯唯。

及购得海峰文集详绎之，其才气健于方姚而根柢之浅与二家同，盖皆未闻道也。

夫文以载道，而道不可见，于日用饮食见之，就人情物理之变幻处阅历揣摩，而准之以圣经之权衡，自不为迂腐无用之言。

今三家之文误以理学家语录中之言为道，于人情物理无一可推得去，是所谈者乃高头讲章中之道也，其所谓道者非也，八家者唐宋人之文，彼时无今代功令文之式样，故各成一家之法，自明代以八股文为取士之功令，其熟于八家古文者即以八家之法就功令文之范，于是功令文中钩提伸缩顿宕诸法往往具八家遗意，传习既久，千面一孔，有今文无古文矣。

豪杰之士欲为古文，自必力研古书，争胜负于韩柳欧苏之外，别辟一径而后可以成家，如乾隆中汪容甫嘉庆中陈恭甫，皆所谓开径自行者也。

今三家之文仍是千面一孔之功令文，特少对仗耳。

以不对仗之功令文为古文，是其所谓法者非也。

余持此论三十年，唯石屏朱丹木所见相同。”

八家以后的古文无非是不对仗的八股，这意见似新奇而十分确实，曾见谢章铤在《赌棋山庄随笔》亦曾说及，同意的人盖亦不少。

我却更佩服他关于道的说法，道不可见，只就日用饮食人情物理上看出来，这就是很平常的人的生活法，一点儿没有什么玄妙。

正如我在《杂拌儿之二》序上所说，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功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

假如蒋君先是那样说明，再来主张文以载道，那么我就不会表示反对，盖我原是反对高头讲章之道，若是当然的人生之路，谁都是走着，所谓何莫由此道也。

至于豪杰之士那种做古文法我们可以不论，大抵反抗功令时文只有两条路走，倒走是古文，顺走是白话，蒋君则取了前者耳。

又有袁诗一则云：

“乾隆中诗风最盛，几于户曹刘而人李杜，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

及其既卒而嘲毁遍天下，前之以推袁自矜者皆变而以骂袁自重，毁誉之不足凭，今古一辙矣。

平心论之，袁之才气固是万人敌也，胸次超旷，故多破空之论，性海洋溢，故有绝世之情，所惜根柢浅薄，不求甚解处多，所读经史但以供诗文之料而不肯求通，是为袁之所短。

若删其浮艳纤俗之作，全集只存十分之四，则袁之真本领自出，二百年来足以八面受敌者袁固不肯让人也。

寿长名高，天下已多忌之，晚年又放诞无检，本有招谤之理，世人无其才学，不能知其真本领之所在，因其集中恶诗遂并其工者而一概摈之，此岂公论哉。

王述庵《湖海诗传》所选袁诗皆非其佳者，此盖有意抑之，文人相轻之陋习也。”

这里对于随园的批评可谓公平深切，褒贬皆中肯，我们平常只见捧袁或骂袁的文章，这样的公论未曾见到过。

我颇悔近来不读袁集，也因为手头没有，只凭了好些年前的回忆对于随园随便批评，未免失于轻率，我想还得研究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