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我出来后，院长进去，他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我有九分的把握，这事是他折腾出来的，剩下的一分，还差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我并没有等太久，大约一个小时后，我的导师拨通了我的电话。

我先开启了手机的录音功能，再接通了电话，我老师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小子开了录音吧？”

我没承认，也没否认。

“犯了错误的人锒铛入狱，没犯错误的人沉冤昭雪，这个结局不是很好嘛？”

我坐在温暖的大堂里，看着赵星在不远处办理入住手续，我问：“您为什么要做院长呢？您的地位已经足够高了，每天钻研科研，不快乐么？”

我老师咳嗽了几声，说：“能不能盖章，还是有区别的，家里该报暖气费了，审批的流程总会卡上很长一段时间；想申请个项目，明明材料都是齐全的，但因为程序还没走完，拖延个十天半个月，就失去了最好的机会……我吃了太多次亏了，明朗，我不想你也跟着我吃亏，我还想叫你当个年纪轻一点的院士呢。”

他说得如此诚恳真挚，我相信他的话语里，多少有些真情实感，他的确是在担忧着我，但也的确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没有几个人能抗拒权力，没有几个人能放弃更进一步，我的老师也不能免俗。

在权力的争斗中，必要的牺牲是值得的，而我是他被选中的一枚棋子。

我相信，一开始，我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十八岁上大学，读书的时候碰到了本硕博八年连读的选项，学校分配给我的老师并不是他，但他有一次看到我在实验室做实验，又从学院辅导员那边拿到了我的成绩单，第二天就“横刀夺爱”

，直接成了我的导师。

他对学生一贯“放羊”

，只提供大方向上的指导，他的很多学生对此感到痛苦，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却对此适应良好，本科阶段就发了几篇ei，两篇sci，之所以本硕博读了八年，还是我老师多留了我一整年——他习惯了让我带底下的学弟学妹们写论文，一时之间还找不到合适的替代人选。

我博士毕业，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研究院这边，而我跟着他一起“打江山”

，他步步高升，我偶尔努力，任谁都知道我们是一个派系的。

他需要一个棋子，去完成他的规划，但大家都很忙，都很有正事要做，思来想去，或许就想到了我的身上。

毕竟，我离婚了，没有家庭，没有孩子，连科研都可以在里面单机做，实在是个好人选，不是么？

再说，这么几年下来，我对他的帮助越来越少，我掺和他的项目也越来越少，外头的人不再认我是黎院士的学生，反倒开始认他是崔明朗的老师。

他要是没有起过打压我的心思，我可以把我这个崔字倒着写。

于是，一切都顺理成章。

我锒铛入狱，他趁势而上，而现在的这个电话，不过是他顾念着我们之间将近二十年的师生情谊，递出的橄榄枝。

我沉默不语，他又轻轻地说：“这件事上，老师是委屈你了，但你放心，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等过几天，我稳定稳定，会召开班子会，讨论把你的位置向上提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