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离开你。

我说。

可是……他们勒令你离开，你就得离开。

那是你们。

我们中国人表面听话，心里谁都不听。

我的爷爷就没有听话，离开美国。

可是会非常危险！

再被他们抓住，就可能是死。

难民都说日本人比纳粹更残忍。

宪兵队怀恨谁，谁就可能下落全无——难民营的人都知道。

彼得的黑眼睛此刻盯着我，那个可能会下落全无的我。

彼得我爱你，这是我在心里说的。

我怎么可能走呢？这是我口头上说的。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

上海是个藏得住任何人的地方。

你在跑狗场、赌场、十六铺码头随便跟谁借个火、问个路，碰到的都可能是个鸦片贩子、在逃犯、凶手、人拐子、暗娼、地下抗日分子。

天天抓抗日分子和共产党，人家不是一样贴标语，搞袭击？听说上海机场被一支叫新四军的队伍偷袭的事吗？仗是没打起来，可是烧了一架飞机，仓库的货品失窃了。

他们都能在上海存在，我为什么不能？我瞪着彼得。

那你打算怎么存在，亲爱的？彼得问道。

拿出他不客气的“亲爱的”

来了。

我……我暂时躲一阵，等日本人忘了我，我再悄悄找些事做。

总会有办法的。

我对他笑了一下，被蚊子叮和耳刮子掴的脸感觉又大又厚，笑容怎么也推不动那些肿胀的皮肉。

去了美国，反而对我们更好，你不觉得吗？他说。

他在我被关押的一天一夜里长进了，居然拿出这么大个主张来。

我等着他的下文。

我也是听难民营里的人说的，他说。

有几家难民和他们在美国的亲戚联系上了，正在等美国方面的经济担保书。

一旦有了担保，就可以申请美国签证。

你回了美国，可以办一份经济担保给我，我们可以一起去美国。

我看着他。

这似乎不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他一定把前前后后，根梢末节都打听清楚了，才向我提出了这份完整的建议报告。

这就是我刚才企图看透的沉重心事。

为什么要我自己回去办理经济担保呢？我可以求我伯伯们办！

这样我就不必离开你了！

我说。

他们会为我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