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究竟是应该算作我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集体的问题，还是这个制度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

上周六，陈总管组织了一个班会。

三十三个人的班级，实际到了三十二个人，因为大蛇不在，他又去上网吧了。

这个班会的主题，是讨论贫困大学生的补助问题，即要从班里选出8个人来，划为1、2、3等，分别1、2、5个人，报上去，作为以后学校给补助金的对象。

至于报谁，这个过程就需要班级自己确定了。

如何确定，陈总管给出的答案是自己说明。

简单说，想要补助名额就要自荐，谁想获得帮助，或者说谁家里有困难，可以主动走到讲台上提出来，向所有同学说一下家里的情况，然后班里所有人一起讨论一下，评选一下，看行不行。

当然一涉及到穷的问题，大家都很敏感，这很正常；一说到困难，大家都有些沉默，这个也很正常。

毕竟都是二十来岁的年纪，有谁愿意大大方方承认自己不如人呢？但是当困难一直萦绕在身旁，如同呼吸一般难以割舍的时候，或许这个困难补助就成了一根救命稻草。

其实上学期我就知道有个困难补助，但我没有去争取，因为什么呢？我自己也不是太知道答案。

我想过，假如时光退回七年，就七年，那时我的家庭的确可以说是社会生活边缘地带的存在。

简单记录几个小事。

有一段时间家里不吃菜，只吃米饭就咸菜，唯一有一个土豆，但是不能吃，那是留着我表妹来我家做客的时候，给她做土豆丝用的。

那时候冬天爸爸妈妈卖冰棍，可是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我爸妈已经不卖冰棍了，但这期间我却一根也没有吃过。

这真的不是虚构的，我现在都不敢想象一个十岁的小孩儿竟然能够那么懂事，竟然没有要过冰棍吃——我佩服当时的我。

当时的家里困难到什么样呢？我隐约记得一直是没有什么蔬菜的、肉更是奢望，当然这没关系，还有饭就行了。

可是在我九岁的那个夏天，家里连大米也没有了！

我爸翻箱倒柜，找到半截十元钱，到银行去换了一张五元钱，然后买了几斤大米，才让我和我妈不至于挨饿。

但是，我当时对此没有太多的刻骨铭心的感觉，因为当时的我还很小，可以说很多事情都不懂。

爸妈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吃不到就吃不到，我也不馋。

那时候爸妈已经没有太多时间管我，而我也没有太关注他们在做什么，我没有从他们清晨就开始忙碌的身影中捕捉到什么，我没有从他们正午的疲惫神态中发现什么，我没有从他们深夜还在计算、预测第二天的买卖的憔悴中看到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