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与诸子百家的主动流浪不同，屈原还开启了一种大文化人的被迫流浪。

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无限的文采，于是也就掀开了中国的贬官文化史。

由此可见，屈原为诗作了某种定位，为文学作了某种定位，也为诗人和文人作了某种定位。

但是恕我直言，这位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屈原，两千多年来依然寂寞。

虽然有很多模仿者，却总是难得其神。

有些文人在经历和精神上与他有局部相遇，却终究又失之交臂。

至于他所开创的自我形态、分裂形态、挣扎形态、高贵形态和询问形态，在中国文学中更是大半失落。

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回避的沉重课题，在这篇文章中也来不及详述。

我只能借取屈原《招魂》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短句，来暂时结束今天的话题‐‐

魂兮归来!

历史的母本

一

在中国文化史上，让我佩服的人很多，让我感动的人很少。

这很自然。

因为文人毕竟只是文人，他们或许能写出不少感动人的故事，自己却很少有这种故事。

有时仿佛也出现这种故事了，例如有的文人舍己救驾，有的文人宁死不降，但这又与文化史关系不大。

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以忠臣或守将的身份进入了政治史和军事史，而不是以文人的身份推进着文化史。

既能够牵动中国文化史，又能够牵动我们泪眼的人物在哪里?

还有比墨子和屈原更要让我们感动的人物吗?

有。

他叫司马迁。

我早就确认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让我感动的人物，却一直难于表达感动的程度。

读者诸君也许会想，司马迁的感人处，不就是以刑残之身写出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嘛，怎么会一直难于表达呢?

是的，我想表达的内容要艰深得多。

二

今天我想冒一下险，把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试着表述一下，而且故意放在这篇文章的最前面，触犯了写文章绝不能&ldo;由深入浅&rdo;的大忌，望读者诸君硬着头皮忍耐一下。

我认为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有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司马迁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了&ldo;历史中人&rdo;。

《史记》以不可超越的&ldo;母本&rdo;形态一鸣惊人，成为今后两千多年一代代编史者自觉仿效的通例。

因此，是他，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前后一贯的历史兴趣、历史使命和历史规范，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始终有史可循、以史立身的文明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本人虽然早已去世，却是全部《二十五史》的总策划。

他使书面上和大地上的两千多年历史变成同一部通史。

他使历朝历代所有的王侯将相、游侠商贾、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会想到悬在他们身后的那枝巨大史笔。

他给了纷乱的历史一副稳定的有关正义的目光，使这种历史没有在一片嘈杂声中戛然中断。

中华文明能够独独地延伸至今，可以潇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与他有关。

司马迁交给每个中国人一份有形无形的&ldo;家谱&rdo;，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成为彻底的不肖子孙。

第二，司马迁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写史，开启了一部&ldo;以人为本&rdo;的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