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活着，还是死去&ot;，真的是哈姆雷特和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千古难题啊。

选择死去，首先的原因是：士可杀而不可辱。

汪曾祺有一篇《八月骄阳》的短篇，以一些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老舍之死。

人们看到，&ot;那个人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ot;。

最后，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老舍死后，几个老北京在一起聊天。

张百顺问：&ot;这市文联主席够个什么爵位？&ot;

&ot;要在前清，这相当个翰林院大学士。

&ot;

&ot;那干吗要走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

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ot;

顾止庵环顾左右，沉沉地叹了一口气：&ot;&039;士可杀，不可辱&039;啊。

&ot;

王利发说：&ot;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ot;

这就是一群老百姓的理解，看似不着边际，实际上切中肯綮。

是的，再毒的红太阳，也有落山的时候啊。

但是，有的耻辱是无法忍受的。

而死亡是耻辱者唯一的抗争手段。

其次，让这些毅然赴死的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糟踏中国文化？

当爷爷的蝴蝶标本被毁坏的时候，当更多的知识分子的书籍被焚烧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死，还等什么？

苏叔阳有一篇《老舍之死》的文章，其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他一定经过深思熟虑--究竟死在哪里合适？他的选择是不是出于那家族血缘、眷恋故土的强烈感情？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到，主人公祁天佑被日本兵打了一巴掌以后，&ot;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都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

&ot;没有想到，最后作家自己也亲身体验到这样的屈辱。

所以，他像祁天佑一样，不能等待、不能苟活了。

他向死而生。

第三，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追问：死，可是要理由的么？

陈村写过一篇题目就叫《死》的文章，谈的是傅雷之死。

他写道：&ot;在动乱岁月中，我们说到你，说到你的死和众多的死，说到苟活的我们和我们不堪的苟活。

&ot;傅雷活在东方的恬淡与西方的浪漫激情之中，活得忧郁、焦躁、柔情又不乏率直。

我们从他那纵横交错的手纹中，认出困顿的童年，认出甜美的爱情，认出勤勉与正值、压抑与愤懑，更认出不谙世故与洁身自好，他&ot;不是不屑，却是不能&ot;。

我们永远也无法还原前人的心灵状态。

然而，我们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前人做出抉择时候的理由，也将是我们的理由。

第四，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并没有死去。

德？普鲁斯说：&ot;幸存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幸存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幸存者的个人经验之外。

&ot;那么，抗争同样是一种特殊的经历、一种特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