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岷县，车换生一家有四口人，妻子包明珍和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三岁。

（聪明绝顶的城里人会说：活该他们穷，谁让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呢！

）他家住在岷县寺沟乡纸房村六社，有一亩承包地，五分种马铃薯，五分种小麦。

种马铃薯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六百斤，种小麦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一百五十斤（施化肥能收两百斤，可他家买不起化肥）。

一百五十斤小麦留三十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还够全家人吃一个月；六百斤马铃薯留一百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约够全家吃两个月。

除了这些，车换生拉架子车每年还能收入三百元左右。

车换生今年三十二岁，全家的财产有三间土房，一辆架子车，一头猪崽，一床棉被，三十斤小麦种和一袋化肥袋装的洋芋。

这一天给雇主拉药材挣了两元钱，他说运气真好。

妻子包明珍没有镜子，想看自己的时候便瞅瞅墙上的镜框，那里面有她做姑娘时的照片。

包明珍说现在自己与照片上的一点都不像了，她喜欢原先照片上的样子。

包明珍会做一手绝好的面食，但她很少有显身手的机会，家里更多的是一天三顿的洋芋汤。

已快是麦子扬花的时节了，高原上午的阳光很灿烂，有时甚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

包明珍还不到三十岁，没病的时候脸上会显出青春的气息，甚至还有几分妩媚，但更多的时候脸上总蒙着一层土灰色。

《南方周末》写道，一九八八年，车换生上过扫盲班，至今仍保存着那本扫盲课本，用一层硬硬的黄色塑料布包着。

邻居家的孩子车情兰，五年级没毕业就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了。

她只好经常到车换生家让他教识字。

每次，车换生都教得异常认真，脸上还洋溢着少有的笑意。

这就是西部一家农民的&ot;温饱状态&ot;。

我在西北看到的景象，与报纸上的描述一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部那么落后，农民这样穷，是因为他们不够勤劳吗？是因为他们不愿动脑筋吗？是他们不愿意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吗？

许多城市里的&ot;成功人士&ot;有着以上的这些&ot;前卫&ot;的观点，他们相信&ot;物竞天择、适者生存&ot;的社会进化论--你生活得不好，要么是因为你懒惰，要么是因为你愚蠢，最后就是你的运气太不好了。

他们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提供了足够的&ot;公平竞争&ot;的&ot;机会&ot;，你再不能致富，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怪不得别人。

但我认为，农民的贫困显然不是以上那些原因。

真正根源在于：农民从来就没有真正&ot;当家作主&ot;的公民权利，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都被粗暴地排斥在&ot;现代公民&ot;的行列之外。

他们连最根本的&ot;身份&ot;的平等都没有获得，如何谈得上&ot;结果&ot;的合理？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他们有迁徙的自由吗？他们是纳税人，但是他们享受了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一系列纳税人的权益吗？

几千年来，农民从来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营权力。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得以运行。

粮价国家控制，种粮的生产资料也由国家控制价格，粮价很底，原料很贵，剪刀差一张，便要了农民命。

举世无双的白条子，压满了农民的箱子底。

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可以用白条子与农民交易，农民就像为渔民捕鱼的鹰隼，或者像自己养的老黄牛一样，只有为别人收获的权利。

宁萱，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土地，但是我们决不能背叛它。

因为土地干裂的那一天，也将是我们的生命干裂的那一天。

我的家乡是成都平原，素有&ot;天府之国&ot;的美称。

可是，今天的&ot;天府&ot;再也不成其为天府了。

大量的年轻人涌到外面去打工，男的做苦力，女的当&ot;小姐&ot;--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残酷的现实生活将他们逼到了那一步。

当呆在家里无论付出多少劳动，却连肚子也填不饱的时候，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寻找别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