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吃饭都成问题，教育就更谈不上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

即使在最穷困的农村，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哪怕是高中毕业？可这愈来愈贵的学费从何而来呢？大学已经开始迅速地&ot;产业化&ot;了。

教育部的官员们声称，高等教育要跟国际接轨，要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

现在，大学的学费平均每年至少五千元，再加上生活费等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至少是一万元。

一万元，农民要卖多少斤粮食、要养多少头猪、要种多少棵果树呢？

去年，就在我们县最穷的那个乡，出了一个考上清华的状元。

他们家里并没有欢天喜地，而是愁眉苦脸--一年上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孩子的父母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家里能够卖的猪、牛、鸡、鸭全部都卖掉了，能够找到资助和借款的亲戚朋友也都找过了，可是还是离实际的需要有巨大的差距。

后来，全村子的人都被发动起来，每家人十元、五元地给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凑学费，就连村里的五保户老太太也掏出了二十元钱。

孩子带到北京的，是用白布包裹起来的鼓鼓囊囊的一大包零钱，让收费的老师和周围的同学大吃一惊。

第一年勉强维持下去了，第二年呢？

在那些贫困的乡村，希望小学似乎搞得很热闹，可谁心里不明白--这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腕罢了。

从法律上来说，希望工程是一个&ot;违法工程&ot;，它严重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既然实施义务教育，何来失学问题？既无失学问题，何来希望工程？从逻辑上推理，就是自相矛盾的。

从实施上来说，它又给各级贪官污吏们提供了一次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海外的捐款究竟有多少到位了呢？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在某省负责希望工程的部门工作，一个小小的科室，居然购买了好几辆高级轿车。

他们哪里来的钱呢？

脂抹粉也罢，杯水车薪也罢，希望工程以及后续的烛光工程等等，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子女受教育的状况。

新闻上不是报道了吗--某个希望小学的楼房因为偷工减料而倒塌了，伤亡了几十个小学生。

每个鲜活的生命，也就只值几千块钱。

父母们在悲伤之余，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点可怜的&ot;买命钱&ot;。

在农村，人的生命本来就轻贱如野糙。

后来，大概连主办希望工程的部门，自己也觉得&ot;不好意思&ot;，终于悄悄地终止了它。

农民一辈子受劳动之苦，受官吏欺侮之苦。

而且，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一直处于&ot;苦而不能言&ot;的状态。

所以，他们对后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里人远不能体味到的。

在今天，有多少身为农民的父母，心里流着泪水望着失学的儿女却无可奈何！

那么，农民有没有可能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找机会呢？

农民逃离土地，奔向城市，试图选择其他生存机会，命运又如何？

在城市里，挖地沟的是农民，修马路的是农民，盖大楼的是农民，运粮卖菜的也是农民，扫马路搬拉圾的还是农民……他们几乎包下了城市一切脏活和累活。

但城市依然强烈地排斥他们，将他们看作过街老鼠。

小芳是一个来自内地的农村姑娘，与十几个姐妹一起在中关村一家电子公司打工。

她们的工作是完成电子线圈的缠绕，每个计费五分钱。

加班加点地干，每天缠绕数以千计的线圈，一个月工资达一千三百多元。

但是，发到手里的只有五百元。

一大半被公司扣下，作为工资发给那些拥有北京户口的&ot;正式职工&ot;，而这些正式职工都是不干活的。

这就是所谓的&ot;外地人养活着北京人&ot;，这是众所周知的&ot;秘密&ot;。

这样一份受尽剥削的工作，小芳已经干了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