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指的是一批美国的年轻人。

而我，也要做这样令人惊讶的人，我不惮于为数不多，因为我知道有你，就已足矣。

你明白我的勇气与决心吗？

爸爸妈妈看了你的书，一方面很欣赏，另一方面却又很担心。

他们说，要是再来一次&ot;反右&ot;和&ot;文革&ot;之类的政治运动，你一定会有牢狱之灾的。

原来，他们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学理工科的男朋友，这样可能会&ot;安全&ot;一点。

可是，我对他们说：&ot;爷爷不也是学生物的吗？他照样没有能够逃过劫难。

&ot;我想，有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去承担的，想躲也躲不掉。

我深深地知道，做你的妻子，不是来分享你的荣誉，而是来与你相互搀扶着走过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坎坷之路。

这些天来，我正在读捷克作家哈维尔写的一本书--《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

这本书直接印证了摩罗所提出的一个严峻的命题&ot;巨人何以成为巨人&ot;。

在中国，一旦发生变故，立刻便出现&ot;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来时各自飞&ot;的结果。

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柏杨的妻子倪明华、李敖的妻子胡茵梦，都是在爱人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支持与安慰的时候，选择了冷酷无情地背叛。

于是，郁达夫远走天涯，葬身异邦；虽然熬过难关，走出牢狱，最终沐浴在解严以后的天空下，但他们精神上所受的伤害已经难以愈合了。

这种伤害，直接影响到柏杨与李敖们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到他们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判断。

我认为，柏杨和李敖晚年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显然都与当初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有关。

他们的思想里有太多的仇恨，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仇恨是一种自我封闭和保护的颜色。

他们的行为里有太多的谋略，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谋略是一种游戏在刀刃边上的聪明。

然而，聪明绝非智慧，恨也不可能完成最终的拯救。

与他们相比，哈维尔太幸运了。

哈维尔的妻子奥尔嘉一直与丈夫一起无畏地面对邪恶。

她没有背弃他，相反，她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

哈维尔刚刚失去自由的时候，没完没了地向妻子提出请求和要求，不断地交给她许多应完成的任务和须送给他的物品的清单，他不无一丝冷嘲地管它们叫&ot;指示&ot;。

他为他们的郊外的农舍而感到担忧，不仅因为它需要经常性的维修，而且房管部门似乎准备宣布将其没收。

他催促她考虑用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去换另外一套，去买些新家具，找个工作，学会开车。

他埋怨她不经常写信，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说她即使告诉他一些消息，也不够具体，以至他无法知道她每天在干些什么。

在这些唠唠叨叨的背后，人们感觉到了哈维尔在突然被割断与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联系后所感到的那种深刻的焦虑。

这恰恰是伟人身上的渺小、伟人身上的真实。

除了哈维尔的律师之外，奥尔嘉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的纽带。

他靠她知道外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当他敦促她&ot;多交际&ot;时，他是在表达他内在的需要；通过她，继续参与他那个团体生机勃勃的生活。

哈维尔直截了当地打听这些事情：地下音乐会、非官方的讨论会、新的地下出版物，那些讨论、辩论和争论，还有闲言碎语，想据此来了解那些她无法摆脱的东西。

其内部情绪的每个变化，对他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奥尔嘉谅解了焦虑的哈维尔。

她知道，他不是神。

她清醒地知道，哈维尔的身上也存在着庸凡之处。

于是，她竭尽全力地帮助哈维尔由软弱走向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