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海伦是在延续着斯特朗、史沫特莱开始的新的传统。

从1927年大革命开始，来到中国的许多外国记者，与过去活跃在中国的前辈记者们有所不同，他们不再是代表某一国家的利益而来，不再仅仅是为了抓独家新闻。

他们中间，更多的人受到革命的影响，受到理想与浪漫的感染，他们已是国际化了的人物，是把自己置身于革命的国际背景中的新一代记者。

他们或者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或者是由于同情弱者而站在了革命的一边，他们把报道革命、支持弱者作为己任。

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贝特兰、白修德、爱泼斯坦……正是这些与以往大大不同的外国记者们，成为中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目击者和参与者。

无疑，斯诺、海伦的态度对张兆麟是个鼓舞。

他说要发表一份请愿书，向蒋介石陈述要求。

斯诺不同意。

因为对此举动中国报纸会不予理睬，外国报纸则会将之看做一种政治宣传。

海伦曾把学生会的一份请愿书《关于要求言论、新闻、集会自由权利和反对非法逮捕学生的呼吁》交给路透社驻北平的记者弗兰克&iddot;奥立佛，看他是否可以发表。

奥立佛对她说:&ldo;我们可不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这是一种宣传。

&rdo;她感觉出他的敌意，因为路透社站在蒋介石一边。

海伦建议发起一场学生运动，类似于五四运动那样的运动。

他们谈了整个下午。

几天后，张兆麟又来到盔甲厂胡同，这次是和几位朋友一起。

受斯诺夫妇支持的激发，他们拟定了一个计划。

海伦最初的建议是在北京街头举行一次象征性的葬礼，以悼念在中国北方的死者。

最初中国学生不赞成这一想法。

他们害怕会被当做共产党逮捕，当时共产党嫌疑分子受到蒋介石的北京宪兵队的逮捕和枪杀。

而斯诺则认为这样做可以给警察包括日本人一个意外。

关键在于要动员说服所有北京学生参加到这一抗议之中。

斯诺还答应会带其他外国记者到现场去，他自己也会对这一活动予以全面报道。

学生领袖们下了决心。

他们起草了一系列要求。

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定在12月9日，即在宋哲元计划宣布脱离南京的头一天举行。

新成立的北平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们印刷了传单，写好标语，画好游行路线图，还组织了急救队。

斯诺后来写道:&ldo;尼姆和我几乎一整夜都在打印关于学生要求的译文，以便第二天提供给外国记者。

&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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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9日这天，学生走上了街头。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如此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北平警察对12月9日的游行毫无准备。

在这之前，日本人已迫使国民党的第三宪兵团撤出北平，蒋孝先和他的部队已前往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