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慈禧太后对洋人的态度大变。

大概是慑于洋人之威，慈禧太后对洋人的要求，大都曲意徇逢迎，真是所谓&ldo;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rdo;各国公使夫人，也被获准时时不时的进宫觐见，日本内田公使夫人汉语很好，往来尤其的频繁。

而光绪帝，他的境遇并没有因为实行新政就有所改变。

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已经为慈禧太后所不容，逃亡到西安的时候，慈禧太后偶尔还会征求一下光绪帝的意见。

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故态重萌。

有外国公使夫人入宫时，有想见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就把光绪帝召来，但只是光绪帝侍立一旁，一言不发。

光绪帝后来从不过问朝政‐‐能否自保尚是问题，怎敢过问朝政？

注（1）、克林德碑后来被移到中央公园，即北京现在的中山公园。

1953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决定将&ldo;公理战胜牌坊&rdo;改为&ldo;保卫和平牌坊&rdo;。

9、无所适从，南方闹起了东南互保

中国很大，大得足以容下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

用王树增先生的话来说，庚子年&ldo;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和平的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rdo;（王树增：《1901》）。

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圣旨谬误的，并坚决表示不予执行，这是整个帝国的历史上，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当北京慈禧太后和义和团闹得不开交的时候，南方各省的督抚，那些饱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士大夫们，已经断然否认了北京当权派们对义和团作用的称颂。

这本也实在算不上什么高明，只是北京的那些当权派们实在是过于糊涂，怎可招引义和团，甚至进而对当时世界的主要列强宣战？一国尚且不敌，何况八国？

庚子年五月，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后，通电全国，要求地方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务必灭洋到底。

但当时老太后有何能力去抵抗八国联军呢？要知道，七月中旬天津失陷后，北京那一伙人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要恢复刀弓石的武考呢！

这时，大理寺卿盛宣怀，当时也是帝国电报局的督办，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大员&ldo;召集义民&rdo;的命令。

令人吃惊的是，盛宣怀竟然把朝廷的电报给扣押了下来，随后立即给当时被排挤到广东的李鸿章发了电报。

这封极其重要而神奇的电报，不但保住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宁和繁荣，而且准确地预测了清末最后十年发展的脉络，它也预告了南方省份将重新主导了这个古老帝国未来近三十年的走向，包括后来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

我们应该好好读读盛宣怀给李鸿章的这个电报：&ldo;千万秘密。

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

以一敌众，理屈势穷。

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

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