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人李调元在《雨村词话》中说：“晏几道小山词似古乐府，余绝爱其《生查子》。

公自序云：‘《补亡》一篇，补乐府之亡也。

’可以当之。”

李调元是少有的真正读懂了小山词的人。

我爱小山词，也爱汉乐府，便是因为它们的自然本色，以及对爱情无休无止的咏叹。

李氏此论，恰恰揭示出了小山词与汉乐府之间在精神上的血脉联系。

其实，小山本人早就认为自己的词作是“乐府补亡”

。

这是一种自信的、骄傲的宣言。

其《小山词自序》云：“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叔原往昔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醒解愠，试续南部诸贤余绪，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

尝思感物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

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小山词》之创作宗旨，它阐明了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小山对小令这一文体的价值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把创作小令看作是“补乐府之亡”

。

当时，乐府诗歌已经成为正统文学之一部分，而小词尚“妾身不名”

。

但在小山心目中，乐府与小词一脉相承，它们的文学价值是并列的。

此种独特观点，在等级森严的文学世界里，具有某种颠覆性的力量。

此种超前意识，与小山同时代的大多数词人均不具备，他们仅仅把小词的写作当成业余调剂而已。

小山为词正本清源的论点，已经涉及到文学本体论的领域。

其次，小山对创作目的也有着明确体认。

虽然这些歌词不足以拯救“病世”

，甚至不能像解酒药一样让醉酒的人醒来，它们却可以起到“自娱”

的作用。

小山把小令作为一种抒写个体性灵的新式文体，以执著、认真、深切的态度投入到令词的创作之中，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学自觉”

。

小令不必载道，小令因而自由。

小令既是为自己而写，也是为爱人及知音而写，“坐中应有赏音人，试问回肠曾断未？”

因此，作者需要从爱人和知音那里获得反馈和共鸣。

小山在此两方面的认识及其在创作实践中的充分体现，都在词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乐府最初指的是掌管音乐的政府机构，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存在。

一九七七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即铸有“乐府”

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