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

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一切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预料不到的社会难题。

从乾隆年间起，&ldo;八旗生计&rdo;问题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ldo;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rdo;，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ldo;闲散旗人（满语称&lso;苏拉&rso;）&rdo;，这不仅导致许多下层旗人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渐渐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

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社会上习惯以&ldo;旗族&rdo;来称呼他们。

在京城&ldo;旗族&rdo;人丁日趋繁盛的情况下，&ldo;八旗生计&rdo;的问题对于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来说，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老舍的祖上，不知从那一辈开始，也跌进了这个可怕的圈子。

在满洲八旗中，老舍先人隶属于正红旗。

因为没有资料说明这个家族在清朝入关后有过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从17世纪中期开始，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大致相当于现在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被迁移到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崇文、宣武两区。

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相关地段。

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

于是，内城的确像历史学家后来常说起的那样‐‐&ldo;就像一个大兵营&rdo;。

这种严整的格局，到清中期开始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跟商人们打交道，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看戏娱乐等需求，他们得随时跟外民族交往，渐渐地，原来住在外城的&ldo;民人&rdo;（在清代，这是一个与旗人相对应的称呼，指的是除旗人而外的所有人和所有民族），也有少量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ldo;八旗生计&rdo;的逼迫，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的‐‐尤其是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可资容身之处搬迁。

虽说有了这样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

在京城八旗区划内分别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这8个衙门既掌管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全都统辖起来。

从道理上讲，遍布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ldo;老家&rdo;派出去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尸骨都应当送回京师&ldo;奉安&rdo;。

这种方式，是与清初统治者把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移到北京的整体部署一致的。

就像雍正皇帝说过的：&ldo;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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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末年，老舍父亲永寿家，就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

这个胡同，就是从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头一条胡同。

这里距离西直门只有里地。

看来，进关之后老舍的历代先人就没有离开他们的这片&ldo;热土&rdo;太远。

那些世居京师二百多年的旗人们，对祖国东北白山黑水的&ldo;发祥地&rdo;，记忆已变得模糊了，不过是在老人们为了满足忆旧情感需要时，才提提祖籍&ldo;长白&rdo;的说法。

一代一代的旗族人们，把北京认作了乡土，把北京作为家乡来亲近，&ldo;京师即故乡&rdo;观念根深蒂固。

他们已经成了北京城地道的&ldo;土著&rdo;。

可是，如果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我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