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人类童年产生于蒙昧时代的艺术兴致，原本就具有某种调节精神失重的功能。

而此时这种艺术欲求由于顺应了八旗制度造成人生悲剧所带来的精神需要，又有旗族全体享有&ldo;军事供给制&rdo;所提供的生存保障，便烈火干柴般地被点燃起来，最终也就成全了满族的艺术化自我打磨过程。

至清代晚期，满民族在这条艺术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出去了很远很远。

他们差不多已经做到了将生活艺术化，将精神艺术化，将文化艺术化。

在&ldo;讲排场，讲规矩，咳嗽一声都像唱大戏&rdo;的氛围里，都市满族的民族文化可以说较清初时节来说，已经大为异化了。

这种异化虽然有着汉族文化影响的明显痕迹，却又并不全面地显示出与汉族文化的同构性质。

它尽管带有京师及其他一些大都市市井生活的色彩，却因为旗族一直还保持着半军事化的性质，保持着&ldo;皇家子民&rdo;的特殊地位，而使这种都市旗族文化比起一般的都市市民文化说来，显示出某些居高临下和矜持优雅的气质。

清代晚期的满族都市文化，与人们经常谈到的其他各种社会文化或民族文化，有共性也有差异。

它是一个多重文化的混合体。

其中既有满族初民原始文化的遗响，也有中原汉地精致文化的熏陶;既带有滞后于历史发展的封建农奴制的精神无奈（满人生而为旗人，生而为兵，原则上都是皇家的奴隶，都得自称是皇家的&ldo;奴才&rdo;，终身没有人身自由），又融入了全民族不甘禁锢奋力放飞艺术之梦的浪漫;既体现出近代都市社会俚俗文化的基调，又凸显着因世代食取&ldo;皇粮&rdo;为生而养成的一种自得、散淡、雍容及大度的胸襟。

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也就是自&ldo;庚子之乱&rdo;起，到辛亥革命过后的一个阶段，北京的旗人社会虽然经过了几度的动荡，但基本上还能维系着原来的大模样。

由数十万计的满洲旗人、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共同构成的京城八旗社区，是到了大约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慢慢地散落开来的。

作为一名曾经身临其间的京城旗族底层少年，老舍的精神世界，不可避免地被打下种种旗族文化的烙印，这属于客观存在使然，也是有迹可寻的事实。

世间存在过的一切人们，平凡人物也罢，杰出人物也罢，他们的教养选择，永远也超不出自身所能得到的外界条件提供。

作家是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者，他们的作品，也同样反映着自身的社会存在及文化拥有。

在人们研究中国文学史上诸多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为了防止随时可能蹈入某些容易蹈入的误区，不应该忘记&ldo;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rdo;这句民间格言的深刻提示，不应忘记，每一位作家的个性，都发轫于他所处的人文环境。

老舍在他的成长时期，曾经与本民族的文化习养以及社会流变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在童年时期，从母亲身上学得的许多秉性、品德，其中蕴含着满族的文化特质。

在青少年时期，他又从旗族的文化社区里，濡染着各式各样的传统风习，正好与他自幼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内容相衔接。

贫寒难捱，是长久以来落入&ldo;八旗生计&rdo;陷阱的下层旗人最大的感受。

他们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能摆脱这种困境，但是做不到，一代又一代，旗人的儿女还得是旗人，谁也挣不掉八旗制度的束缚。

这实在是个绝大的人生悲剧。

而悲剧又不只是为穷旗人们所专设，即使是旗族中间的贵胄也活得不是那么痛快，他们虽无冻馁之忧，却同样没有随意离开府邸出游外埠的权利，任凭有多少财富，却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这虽然要比天天挣扎在贫困线上好得多，可也同样是场悲剧。

在这种种世代承袭的人生悲剧里，旗人们精神上的苦闷抑郁可想而知。

他们只好变着法子找寻心灵间哪怕是暂时的安慰和平衡，于是，文化艺术，也就成了他们调节自我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在这上面，他们肯花大力气。

渐渐地，就养成了几乎整个民族的艺术志好。

起初，在艺术追求上，还看得出明显的分野，上层有闲子弟多在琴棋书画等较为书斋式的领域里展露才华，出了不少专门家;而下层穷苦旗人，则往往到吹拉弹唱等习见的文娱形式里寄托艺术实力，其中同样也出了不少专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