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厅与教室只有一墙之隔，七八张方桌，四边摆着长条凳。

每日三餐，照例早上馒头、稀饭，中午和晚上吃饭，规定六个人一桌，供给四菜一汤。

教职员一齐用膳，伙食完全一样。

说到伙食的好坏，果腹而已，可是从来都没人计较过。

盥洗沐浴，设在饭厅旁边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

露天，一无遮盖，前后几扇木板，聊作掩体。

搪瓷脸盆大木桶，可任意取水冲洗。

水沟排水声潺潺，又何尝不是一景？

最不好受的日子，是夏日里溽热难熬，盼到下场雨吧，可是屋子又漏了。

队长李士珍，施行严格的军事管理。

他不仅负责，而且尽心尽力，全天二十四小时，几乎不眠不休地都投入了他的职守。

训练期间，所有的星期例假，一概取消，不但不许外出，就连打一个电话出去都不行。

换句话说，是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关系。

所以，在这半年中，除非因课程实习，大家列队出入外，我们根本就没有单独一个人走出过那扇像洞似的窄门。

早晚两次集合，都由李士珍队长亲自点名，六个月如一日，一点都不马虎。

尤其是晚上点名后那一顿训话，既冗又长，实在令人好不耐烦。

我们上课，李队长差不多每一堂都陪着一齐进教室，一直等到教官开讲后，他才离开，可是转眼之间，发现他又站在那里了。

同学们除有点嫌他啰嗦，大体上都还对他尊敬，而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好队长。

李士珍也是我的军校同学，在日本学过&ldo;高等警察&rdo;，在班上，他也兼了一门课，就叫&ldo;高等警察&rdo;，看上去是属于天赋不怎么样而力争上游的那种典型。

我和李士珍于此别后，后来的四十多年再也没有遇见过。

都说李先生在警察方面颇有建树，又传闻在某一时期，还和戴雨农先生互争过警察领导权，不知可有其事。

我想，就是有，那个时代也早已成为过去了。

开学的日期，据《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的记载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月，照我个人的记忆是五月，也许是我记错了。

开学典礼，有简单庄重的仪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校校长蒋公亲临监誓。

陪侍蒋公步入礼堂的，不是班主任申听禅，也不是副主任王固盘，更不见&ldo;三民主义力行社&rdo;的书记或常干，却是训练班中的事务组主任戴笠。

进入礼堂的只有蒋公和戴笠，其他的人着军服便装的都有，皆止步于门外，这倒是比较少见的场面。

预先，每一学员都有一张油印的誓词，蒋公举左手引导宣读，戴笠和学员们再随声宣读一遍，读毕，戴笠即刻把全部誓词收集起来，当场就引火焚化了。

全场肃穆无声。

蒋公训话，激励我们能牺牲小我，保卫国家，做一个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