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三十五年（1946）戴先生撞机殉职，军统方面即不再与吴幼权保持密切联系。

虽然郑介民先生、毛人凤先生都和吴幼权偶有接触，可是已不像戴先生在世时的那种亲密景况了。

在吴幼权个人来说，更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三十七年（1948），吴幼权的太太朱九小姐（名媛，朱五小姐的九妹，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铃之女），于搭机飞赴香港途中，又以撞山失事殒命。

她所携带的许多贵重珠宝都烧焦了，若干存折单据、有价证券也焚毁了，这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关于钱财的事，一向都由朱九小姐掌管，吴幼权本人则不甚了了，一旦出了意外，再谋补救可就难了。

据吴幼权说，事后追查回来的存款，为数也非常有限。

从此家道中落，乃至一蹶不振。

吴幼权潦倒香港多时，至1957年，罹肝癌去世，享年仅四十多岁。

临危之际，受尽折磨，穷得连每月一百块港币的互助会钱，都付不出。

言念及此，一大辛酸。

堪以告慰于地下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各有成就了。

秉正而言，吴幼权对&ldo;军统局&rdo;的确是有过不少帮助，只可惜没有记在&ldo;军统局&rdo;的账上罢了。

现在，由我作证，向他致敬。

当然，戴先生在北平的活动，并不一定全是通过吴幼权的关系才建立起来的，不过，循着吴幼权这条路线，也的确接触到许多位东北籍的耆彦才俊。

我知道的，其中有黎天才、关吉玉、王卓然等。

另外还有现职或退职的少壮军官如王以哲、苑崇谷、冯庸等。

这些人到后来有的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有的只不过仅止于初步晤谈或建立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而已。

记得戴先生指定由我联络的，有黎天才和关吉玉二人。

这里所谓的&ldo;联络&rdo;，是替他们转递信件，约定一个会见的时间，至于他们具体进行的是些什么事，我并不知情。

经过一段时期，我才渐渐体会到，戴先生的作为，并不限于情报活动，尚且含有较高形式的政治运用。

在那一时期，类如安抚东北军在职将领，笼络东北籍卓越之士等，皆可归属于政治运用的范围之内。

这如果没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不具备有力的政治背景，自然无法做到好处。

写到这里，又引出以后的一桩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