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ldo;四大金刚&rdo;中的两人马哈茂德?萨尔曼和法赫米?赛义德，连同曾在拉希德?阿里手下任经济大巨的青年领袖穆罕默德?尤努斯?萨巴维一起，被处死刑，其他罪犯则被判处徒刑。

1942年7月，当德军在俄国南部和两部沙漠两路洋洋大观地推进时，一股来自咖啡馆的传闻以及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不时散播的谣言象野火般迅159速传播到各城市，然而，摄政阿卜杜勒?伊拉、首相努里?赛义德和英国大使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却任凭风吹浪打，齐心协力地把稳着伊拉克的航向。

第九章　　协调问题：国务大臣办公室h?l?达?霍普金森

1941年春到夏初，中东的问题越积越多。

4月初，尼罗河的军队被迫从昔兰尼加撤至埃及边境，留下一支部队保卫托卜鲁克。

4月底，英帝国军队从希腊再乘船离境。

接着在5月间又从克里特岛撤退了。

在伊拉克，拉希德?阿里，吉拉尼发动政变，以致发生5月初袭击皇家空军哈巴尼亚基地和包围巴格达英国大使馆的事件。

在近东各国，形势很明显，当茨将军的维希行政机关正屈从德国的压力，向它提供登陆和其他便利，而自由法国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则一致要求韦维尔将军立刻采取行动。

6月中旬，第八集团军试图突破靠近埃及塞卢姆边境的隆美尔防线，但未成功。

综观战斗全局，显然暴露出两大问题。

第一，中东总司令肩负同时指挥五个战役的重任（包括在埃塞俄比亚肃清意大利的反抗势力），应尽可能减轻他的行政管理职务，特别是关于补给问题的负担。

第二，政治和军事已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整个中东问题时需要某种协调的因素。

为了处理行政管理和补给问题，海宁将军于6月初以总监身分从伦敦奉派前往开罗。

根据他到达后作为总监而提出的建议，他接奉指示，应建立一个全面的行政协作制度，负责海陆空三军各单位和对外机构诸如飞机生产部、战时运输部以及埃及政府和有关补给问题的行政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

1941年6月29日，奥利弗?利特尔顿被任命为英国驻中东地区国务大臣，并在战时内阁中占有一个席位。

在首相的备忘录中规定了他的职责，三军和一些在中东派有代表的国务部的一致建议送交内阁，这样，就给他增添更多的困难。

利特尔顿于1941年7月5日到达开罗，陪同他前往的有一名高级文官、一名外交部顾问和一名私人秘书。

在以后几个星期里，他的工作人员又增加了几个。

利特尔顿的目的在于尽可能使他自己的班子小一些，每当牵涉到行政职权问题时，就通过诸如中东补给中心等&ldo;联合部门&rdo;解决。

因而他这个秘书处的性质类似伦敦战时内阁的办事机构，而不是一个行政部门。

四年来，这一小型组织表明，它灵活机动，足以应付战争所加给它的重负。

7月初，中东战时委员会成立，它的成员包括三个中东总司令、英国驻埃及大使和驻伊拉克大使、英国驻沙特阿拉伯公使和后来的驻波斯公使、驻巴勒斯坦和外约旦高级专员、塞浦路斯总督和后来的东非总司令、波斯‐伊拉克司令部总司令以及马耳他总督和亚丁总督等人。

可是，委员会仅是一个谘询机构，难得召集全体成员开会。

然而通过它召集的会议和小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为整个中东战区的一个重要的协调中心。

防务委员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它于8月初成立，由三个中东总司令组成，而以国务大臣为主席。

委员会每天碰头一次，实际上用作向战时内阁呈报三个中东总司令联合建议的一个重要渠道。

起初，国务大臣和总监的职权似乎有点重叠。

后来通过利特尔顿和海宁的讨论，战时内阁批准了他们作出的安排，规定今后由总监负责在后方组织航运、港口、铁路和公路事宜，负责调配粮食供应，监督维修机动车辆，与皇家空军进行关于修理问题的合作，以及负贡对于军事人力的使用和军队的行政管理提出意见。

经规定，海宁应接受国务大臣的全面监督，但仍然须对陆军大臣负责。

他的职责包含许多技术性问题，诸如加深码头泊位和埃及红海各口岸的铁路连接，完成上埃及从瓦迪哈勒法至舍拉勒的铁路工程，开辟外约旦亚喀巴和马安之间的交通线，铺设伊拉克卡尔巴拉和鲁特巴之间一米轨距的铁路线以及发展巴士拉港口等问题。

结果发现，在三军指挥下和在国务大臣的配合下，技术部门能满意地完成这些任务，因此总监的职位终于被撤销。

国务大臣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是1941年7月14日在阿克（圣贞德）签订的近东各国停战协定所造成的后果。

在协定签订后随即到达中东的戴高乐将军，对于停战条款极为不满，他认为这些条款对于自由法国不尽有利。

这个因素，加上法国怀疑英国对近东各国的政治动机，导致1941年7月25日利特尔顿‐戴高乐协定的签订，随后国务大臣同戴高乐，后来又同贾德鲁将军就各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诸如遣送维希军队回国问题、叙利亚和黎巴嫩宣布独立问题、在德鲁兹山区招募部队问题以及对叙利亚和黎巴嫩供应小麦问题等等。

斯皮尔斯代表团在贝鲁特设立了一个办事处，由斯皮尔斯将军亲自任主任，直接在国务大臣领导下工作。

同年晚些时候，分别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两个首都设立英国公使馆，由斯皮尔斯兼任驻两国公使。

此后，斯皮尔斯直接接受外交部的指示，但所有来往电报均抄送国务大臣。

公使馆与国务大臣办公室之间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实际上由于对近东各国实行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他说，三重的管制存在着种种困难，这种关系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