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格尔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和他同龄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开头都跟他那样在思考和描写。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将经历过的打击和震惊铭记在一生中，肮脏而一点不愉快的战争将他们从梦想中惊醒，使他们对自己盲目的激情感到吃惊，因而大大改变了他们的语言风格，或者在惊慌失措后保持沉默。

为祖国而死是美好而光荣的，难道为祖国、为最高统治者去倒毙吗？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iddot;欧文用诗作揭露了霍拉茨的老一套谎言，他有意识地用了《美好的东方礼仪》作为他痛苦的诗作标题。

他用一个士兵从1916年圣诞节以来在战壕里经历的事实来揭露这种传统、空洞而虚假的激情：

在沙袋下像老乞丐般弯着腰，

内翻着膝，像女巫般咳嗽着，

我们涉足在泥浆里，

直至看见了信号弹转过身来，

把我们拖到远方的长眠之处。

勇士们边睡边行军。

许多人的靴子掉了，

拖着淌血的脚继续跛行。

像瘸子，像瞎子，

蹒跚地拖着步子，听不见

落在我们身后的炮弹声。

恩斯特&iddot;云格尔在整个大战过程中保持着忠诚，&ldo;以一种近乎病态的勇敢精神&rdo;（尼尔&iddot;弗格森语），即使面对着残忍，他的语言仍然是冷静的：&ldo;在活着的抵抗者之间躺着死者。

在挖开掩蔽洞时，我们发现死者上下叠成了几层，一个连队的人在密集的扫射下被紧紧挤在了一起。

&rdo;

云格尔用他的语言至少描述了事实真相，而这些真相正是记者所回避的或者是必须回避的。

所有的士兵在筑战壕时都会把死者残体用上，不断因发出强烈臭味而发现沙袋里有人体残骸，它们是在筑防卫墙时被塞进去的‐‐而战场上的双方都认为这一切是很正常的。

不仅仅是恩斯特&iddot;云格尔那样的作者，还有像托马斯&iddot;曼那样的文学家，他们开始也被民族主义　　病毒　所感染，后来在战争过程中才慢慢不再发烧、不再说胡话或写胡话了。

托马斯&iddot;曼曾在写给抒情诗人理查德&iddot;德默尔的一封信中，像一个在1914年8月突然醒悟到要说话的业余作者那样，对发生的事件作了解释、赞扬和深化。

总而言之，在战争中，这是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

他和许多其他文学家‐‐格哈德&iddot;豪普特曼、赖纳&iddot;玛丽亚&iddot;里尔克、胡戈&iddot;冯&iddot;霍夫曼斯塔尔‐‐作为歌德和席勒的后代而对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建设负有责任，并表示出尚武精神。

于是他们成了家乡后方部队的一部分，在推动战争并宽容战争带来的后果。

他们年纪太大，不必亲自到前线去打仗，打仗的事情由年轻人来解决，由他们去作出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