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头一看，地下洒满了油、白面。

这不是吃是糟蹋。

这是家败人亡的景象。

我遇到了表弟苗可成，他是我姨母的儿子，在1947年11月24日随我一块从沈阳飞到长春的，我保他为新七军谍报队的队副，后来是组长。

这个时候他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随尉官去吉林。

于是他就找来了七八个谍报队的组长和组员。

10月21日的早上，李润棠说：&ldo;咱们都去吉林，你跟我坐一个车去吧。

&rdo;

我说：&ldo;不能坐车，以免暴露身份。

&rdo;

上午10点，新七军的尉官在警备司令部院子集合。

焦副官给我一件美国呢子大衣，领子很高，这件衣服对我非常合适。

李润棠告别时对我说：&ldo;一切保重，要小心谨慎，我认为关梦龄是个有办法的人，不会束手无策，吉人天相。

再见。

&rdo;我感到李润棠这个湖南人对我很义气，我把手上一块西马牌手表撸下来送给了赵小姐。

院子里挤满了人，乱吵乱嚷，不像是队伍，仿佛庙会一样。

有人喊站队，喊了半天才站了几行队伍，苗可成、陈震寰、李继先，七八个人与我站在一起。

他们抬了一箱饼干。

从警备司令部院出来，奔空军司令部，七马路督察处……路两旁站了不少老百姓，我把大衣领高高的立起，把帽檐扣在眼睛上，整个脸外人看不清楚。

所谓败兵之将不如丧家之犬，一点也不错呀。

经过督察处时我望了一眼，门口什么也没有，往日的威严，刹那化为云烟，一切都完了。

下级军官和士兵并不在乎这些。

在路边休息时，我看到一个士兵卖自行车，他要100万元，老百姓给60万元（东北流通券），这个士兵说：&ldo;你再加5万元就卖给你，这个自行车是新的，65万元你占了便宜。

其实我们的机关枪、大炮都给你们了，还在乎这辆车？拿去，加五万也可以，不加也没关系，都是中国人。

&rdo;只有团长以上的官，才现出特别难过的表情。

有的两眼微红，似乎掉了泪，我心想：事已至此，难过也是无益。

每次坐下休息，苗可成他们便坐在我的周围恐怕别人看见我。

路上，全是新七军的官兵，有坐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徒步的。

秩序紊乱，不成样子。

我正往前一步一步地走着，忽然一辆吉普车停在我身旁，我一看是军部陈处长和几个人。

他叫我坐车，我坚持不肯，他们又上路了。

这样一来，队伍里有人知道我了。

我心中非常不安。

火车到吉林车站已经是夜里9点半钟。

下车之后，由解放军武装战士押着往解放团走。

沿马路都站着岗哨，队伍已没有队形，零零落落。

路上遇着一个卖酱肉的，一群官兵围上去，把酱肉抢光了。

卖肉的小贩喊起来：&ldo;你们是干什么的？不是队伍简直是土匪！

在长春你们抢人，到吉林还抢人。

&rdo;解放军战士也没法子，只好对那个小贩说：&ldo;你走吧，找不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