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几个穿蓝棉制服的干部来到我的监号窗前，头一个高个，我认识他叫王恒烈，他们在我窗前站住，王恒烈说：&ldo;这不是关梦龄吗？&rdo;他们一齐对我看了一眼，在我窗前走过。

看样子王恒烈还是一个负责干部。

我心想，好哇，今天你当了干部，到我面前示威来了。

我回忆以前：有人密告他是八路，并且说他在长春第一次解放1给共产党做工作。

八路军退出长春时，把四支手枪存在他家。

还说他与他表兄高心鲁用长春东兴粮栈作掩护进行地工活动。

我根据这些情况与密告，以及我自己的考察，断定高心鲁与王恒烈都是共产党地工人员。

由于高心鲁是我的盟兄弟，私交太好，没有逮捕他。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高心鲁、王恒烈先后奔赴解放区，我仍没有抓他们，因为高心鲁的母亲是我的义母，因此我不能下手。

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我也因为老高家的关系没有下手。

但是这些情况我也没有对他们说，我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有两种不好：第一，被我的上级知道，&ldo;包庇八路，勾通奸匪&rdo;，这就是死罪；第二，我说出来，高心鲁、王恒烈二人一定害怕，或者认为我要敲诈他们，那也麻烦。

这两家再给我送钱，我怎么办呢？索性不告诉他们。

我把密告信，及情报一烧，装作不知道。

现在他们都是人民政府的干部了，王恒烈能到小红楼上来，说明不是一般干部。

我早已知道他在长春念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以为我只会跳舞、吃饭、吸鸦片呢。

过去他们做地工，利用我的关系在长春大摇大摆：大查户口，到我的公馆躲避，坐我的车子逛大街，还经常到督察处找我。

人们都知道高心鲁是关梦龄的盟兄弟，谁敢不高看一眼？今天说来他们是利用我，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任务。

他们胜利了，我失败了。

我杀人太多，罪太大，提他们的关系与我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叫政府认为&ldo;邀功&rdo;。

相反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我必须详细的交待出来，不然他们会揭发我，共产党是不讲人情的。

再加上这楼上楼下押着几十个督察处的特务。

坦白之后再追到我身上，我再交待就迟了。

关于我在督察处那一段，我没有写应该由谁负责任，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政府怎么看是政府的问题。

写了半个月，150多页，交给政府，肩上少了一个负担，可是心理上却多了一个顾虑‐‐都交待了，按照我的坦白，拉出去枪毙够条件。

于是又有点后悔，可不写又不行呵！

矛盾。

每天晚上趁看守不在甬道上，董顺球、王焕斌就与我打&ldo;电话&rdo;。

一天董顺球告诉我：&ldo;听说陈牧也来了，在四平抓到的。

&rdo;我说：&ldo;早来晚来，早晚都得来。

逃走的太少了。

&rdo;

我大包大揽了杨成荣的事情。

没几天就看不见我的这个勤务兵了。

可能是释放，回家生产了。

有一天，看守战士把董顺球提出来扫地。

他扫到我的门口，趁看守没注意，他把我的门一开，扔进来一个苹果，一个很好的大苹果。

我拿起来擦了擦，偷着吃起来。

我一边吃一边想，有家眷在长春倒是好，还有人送东西，我的家在北平，离这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