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办公室，看到电话机已挪到了屋门口，为的是一有情况，马上往院子里跑。

我换了身干衣服，又来守电话，替下仅剩一人看家值班的刘永凤同志。

她爱人下乡了，只好把刚一岁多的孩子带来了。

这会儿，下面询问、报告的电话又多了。

报告房屋破坏的多了。

天黑后，知道了刚才那个地震是在滦县，还是唐山那块儿，震级是71虽然震级比主震小，对我们这儿影响可不小。

本来因下雨，已回到屋里的人，这会儿宁可淋雨，也不回屋了。

市里、县里都下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各单位组织大家避雨防震。

各级各部门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了。

一批批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冒雨下了乡。

县领导直接指挥我们县地办的工作，把灾情的收集、汇总、上报交给县政府办公室；县地办负责从上下掌握震情、组织群测点观测、分析、提出预测意见、落实宏观异常。

大兴县进入了唐山地震抗震救灾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

这一天，我是第一次经历地震。

从此，我与防震减灾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在震灾现场应急指挥（1）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张咏当时交通工具紧缺，没有移动通信工具、也没有设录像设备，更没有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

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现状，我们甚至都不能够及时为政府提供大地震的准确地点。

&ldo;728&rdo;凌晨在市委紧急会议上，市政府领导期待而无奈的目光，让我一生无法释怀。

天津市于1975年5月在原地震队（天津市地震办公室）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地震局。

一年后突然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考验了位于京津唐地区特殊地理位置的天津地震局。

我有幸参与了天津局的组建，作为第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副局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在震后第一时间组织了地震队伍的应急快速响应工作，迅速去市政府汇报请示，并在数小时内迅速率队奔赴天津市重灾区宁河县卢台镇。

在地震现场担任天津市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坚持工作达一月之久。

6月25日赴云南龙陵地震现场考察1973年我参加工作三年，时年27岁，已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石油部641厂（即现在的大港油田）工作，3月间我来到刚刚组建不久的天津地震队，翌年担任副队长，从此在天津地震部门一干就是31年。

1975年建局后我分管预报监测业务和台站基建。

那时候，蓟县、宝坻、武清、宁河、静海五个县刚从河北省并入天津市辖区，我负责在在五个县进行地震台选址和基建工作（宝坻是在原地震台址扩建）。

我国地震部门成功预报了是年2月4日发生在辽宁海城的73级地震，给专业队伍和人们极大鼓舞，所以在我的思想上对地震预报并没有多大压力。

海城地震主震前发生了520多次小震，&ldo;小震闹，大震到&rdo;，成为当时一种判断模式。

后来残酷的现实证实海城地震成功预报仅仅是个别经验预报实例，时至今日我们距离地震理论预报和对于地震物理机制清晰解析仍然有极其漫长的道路。

1976年5月29日20时23分和22时在云南龙陵先后发生73级、74级地震，5月31日13时08分又在龙陵附近的潞西发生65级地震一次，我国地震界称之为&ldo;龙陵－潞西&rdo;地震，并判定为双震型，震前震后都作了较好的判断。

当时&ldo;龙陵－潞西&rdo;地震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中缅边界的云南边陲。

天津市区域不大，但在&ldo;京津唐&rdo;地区所处的位置特殊。

根据我市抗震、地震应急工作的需要，由我带队，抗震处刘毓琨处长参加，选择两名地震预报技术人员和两名抗震技术人员：尹伯忠、薛志照、樊效良、彭国杰，共六人组成考察组赴云南地震现场进行综合考察。

考察组6月25日飞抵昆明后乘坐云南地震局两辆吉普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颠簸了三天两宿到达到西南边陲的龙陵现场。

我们向国家地震局在现场的局领导和现场指挥部汇报了来意，随即划分小组开展工作，我们考察地形、地貌破坏、山体滑坡、塌方、房屋损坏等；会见了县政府和县地震机构负责人。

最远处我们到达距缅甸仅一河之隔的瑞丽，实地考察遭到破坏的一个甘蔗制糖厂。

每天晚上我们住在现场指挥部的帐篷里。